引言：哪个五四？谁的五四？ 历经百年的历史变迁和风云激荡，“五四”始终是一个绕不开、说不尽的话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五四”的有些方面反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简明，“五四”俨然已成众所皆知的历史常识和不言自明的固化符号，人人都在谈论它；而有些细节则越来越含混，越来越复杂，“五四”仍然是尚未完成的历史叙事和不断增删改写的文本，人人都在重塑它。看似符号化的“五四”，其内涵和外延至今依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关于‘五四’的讨论，往往首先碰上的问题，就是：你说的是哪一个‘五四’？是指1919年5月4日学潮引发的一系列的政治、社会运动？还是以1915年《新青年》创办(或1917年移京造成‘一校一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①以系统研究五四著称的周策纵也有类似的追问，“关于五四运动的范畴，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即五四运动一词是否应当一方面包括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运动，另一方面也包括1917年就开始的新文学、新思想运动，即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运动呢？”②其实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讨论五四时，正如有学者所提示那样，“还需要首先反问一下，我们所说的究竟是‘谁的五四’”。③ 一、“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孰因孰果？ 具体到1919年5月4日那天的上街游行及其后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被后人推崇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新青年》同人，几乎少有参与。陈独秀请辞文科学长呆在家中，胡适正在上海迎接并陪同访华的杜威夫妇，鲁迅忙于寻找房子、筹划搬家，周作人则远赴日本。“五四”期间除了校长蔡元培介入颇多，北大教师群体中直接参与的屈指可数，然而，蔡氏也并非主动为之，多少有些被迫无奈之举。④5月4日之后，蔡元培一边向政府交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另一边又得安抚学生，劝止学生的进一步行动。政府和学生两头之间，他疲于奔命，身心疲惫的他很快就心生倦意。5月7日，被捕学生获释后，蔡元培迅即向教育部和大总统提交了辞呈，“近日本校全体学生又以爱国热诚激而为骚扰之举动，约束无方，本当即行辞职”。⑤“即行辞职”是有意说给教育部和政府听，但“爱国热诚”和“骚扰之举动”的矛盾用词，足见蔡元培左右为难的处境。5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登载了《蔡元培启事》，这是他对辞职的公开解释和真情表露，尔后各大报刊竞相转载。颇有意思的是，这一启事并非新式白话写就，而是用典故委婉传达。“我倦矣(杀君马者路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⑥学生们一时不知蔡校长是何意，社会上也多有误解，认为“君”指政府，“马”指曹章，“路旁儿”指各校学生。学生纷纷求教擅长“旧”文的老师，北大文科教授程演生以公开信方式答复学生，他解释了启事中的典故出处和意蕴所指，把握住了蔡元培的“自伤之情”和倦怠之意，指出蔡元培“明哲保身”的同时，也劝慰学生蔡校长并未“忍重责于学生”。⑦《晨报》记者也应读者要求“以普通意义代为解释”，“蔡先生引这几句话，大概是说不愿把自己可贵精力，来讨旁人的好，况且人也很劳了，应该休息休息”。⑧由此不难看出，“五四”对蔡元培来说，确实是一个棘手的事件，扩展成“运动”的“五四”，绝非北大校长的他和其他教师所期望，更非由他们谋划和主导，而是要极力避免的。既然无法迎合学生的期许，亦不能也无法劝阻学生的进一步行动，蔡元培索性只好抽身离去，随后提出辞职的还有教育总长傅增湘，北京各大高校的校长。 不过，原本和“五四”游行示威较为疏离的北大教师，参与了后来成为运动的“五四”的诸多纪念和历史诠释，建构了他们与“五四运动”的因果关系，这尤以胡适最为典型。1935年，胡适发表了著名的《纪念“五四”》，后人阐述“五四”的不少观点都由此生发。这篇经典文献是从《每周评论》杂志中摘抄材料，但有意思的是，胡适的摘抄和择选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有意删选。他首先摘抄21期(5月11日)署名亿万的《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但只摘出了第三部分“四日的示威事件”的学生活动部分；接着摘抄25期(6月8日)“国内大事述评”版块下《军警压迫中的学生运动》，也只单独摘出了第三部分“军队包围北京大学的情形”。这样一步步聚焦和凸显北大学生活动的内容，构成了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叙述。更有意思的是，有关“五四运动”这一概念的来源，胡适同样强调出自《每周评论》：“‘五四运动’一个名词，最早见于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每周评论》(第二十三期)一位署名‘毅’的作者，——我不记得是谁的笔名了，——在那一期里写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那篇文章是值得摘钞在这里的”。⑨“五四运动”的纪念文章中，胡适专门选用自己熟悉的《每周评论》来叙述和界定，他一方面强化北大学生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却含糊其辞地说忘了“署名‘毅’的作者”是谁。当然，我们今天都知道“毅”是北大著名学生罗家伦的笔名，可以胡适和《每周评论》的关系，他回到北京后和傅斯年、罗家伦的密切交往和积极互动，⑩怎么可能不知道或忘记“毅”是罗家伦的笔名？胡适的确是在陈独秀被捕后第26期(6月15日出版)才开始单独主编《每周评论》，他刻意扭转了杂志之前对五四和山东问题的过分关注，转而介绍杜威的讲演和思想。就算胡适这时不曾注意之前的作者，但到1920年“五四”一周年时，他应该对“毅”乃是罗家伦的署名印象深刻。《晨报》当时曾创设“增刊”专门纪念“五四”，收录有胡适和蒋梦麟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和罗家伦的《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此外还有梁启超、蔡元培、黄炎培、朱希祖、陶孟和、顾颉刚、郭绍虞的文章。罗家伦在这篇文章开篇就指出，“当时我在二十三期的《每周评论》上(五月二十六日出版)做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其中就声明我们运动的价值……”(11)这一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且被不少杂志转载，胡适对此不可能不关注，不可能不印象深刻。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胡适有意为之，(12)一方面他试图遮蔽1920年“五四”纪念的言说，另一方面他有意模糊“五四”的真正“运动”逻辑，并把五四运动的焦点转移到教师群体的新思想新文化层面。这篇经典文献紧接着这些摘抄材料的就是胡适自己对“五四”成为“运动”的源流阐述：“追叙这个运动的起源，当然不能不回想到那个在蔡元培先生领导之下的北京大学。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那两年之中，北大吸收了一班青年的教授，造成了一点研究学术和自由思想的风气。在现在看来，那种风气原算不得什么可惊异的东西。但在民国七八年之间，北大竟成了守旧势力和黑暗势力最仇视的中心。”(13)沿此逻辑，胡适自然追溯到特别以《新青年》群体为核心的新思想和文学革命。1947年，胡适在《“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中又提到：“五四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五四之前，有蔡元培校长领导之下的北京大学教授与学生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的运动”。(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