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 在《哲学家和他的影子》中,梅洛-庞蒂向胡塞尔致敬,方式是说出后者“尚未思考的东西(l'impensé)”。正是在这一语境中,他提到了谢林:“现象学作为意识哲学的最终任务是理解它与非-现象学(la non-phénoménologie)的关系。在我们身上抗拒现象学的东西——自然的存在,谢林所谓的‘野蛮的’原则(le principe‘barbare’)——不会处在现象学之外,并且应该在其中有其位置。”(EP,230)①这句话看似即兴之笔,却点明了梅洛-庞蒂后期思考的核心问题。无论是他试图建构的新存在论模式,还是他对意义生成机制的探索,最终都可以落实到“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上,而谢林在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梅洛-庞蒂在《自然》课程中对谢林的解读,最为鲜明地彰显了他同谢林自然哲学的亲缘性。 然而,表面上的相似不能掩盖深层的差异。②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梅洛-庞蒂要通过谢林来阐释自己的“自然哲学”?两者思想的交锋与融汇能够为“自然”带来怎样更丰富的含义?两者的差异,又彰显了梅洛-庞蒂的哪些独特洞见? 梅洛-庞蒂表达的晦涩、线索的复杂和立论的含蓄让我们很难从其文本中直接回答上述问题。只有结合梅洛-庞蒂和谢林的其他著作,以某种不无“暴力”的方式进行破解,才能真正挖掘出梅洛-庞蒂并未言明的思想。笔者将指出,梅洛-庞蒂以如下方式实现了对谢林自然哲学的彻底现象学化:首先,基于对先验现象学的反叛,梅洛-庞蒂提出了一种以“交错”为核心概念的存在论,并试图以原初自然为基底,将其在自然哲学中具体实现出来。其次,梅洛-庞蒂一方面接纳了1809年后谢林对原初自然的理解,即自然并非某种完全出自理性和必然性之物,而是一个完全偶然的、无根据的原初事实;但另一方面,他又对谢林的自然概念作了更加激进的解读。因为归根结底,谢林是要在朝向绝对者的理性历史中克服自然的偶然性,梅洛-庞蒂则要消除对自然的一切目的论束缚,使其成为真正自行发生的“原初事实”;甚至施加给自然的各种意义形式,也被转化为纯粹偶然但又确实发生着的“实际性(Faktizit
t)”。这种阐释是通过知觉现象学、表达现象学和“超辩证法”等一系列原则与方法而实现的。最终,梅洛-庞蒂将绝对者和原初自然完全纳入了时间性视域和意义创生的历史中。至此,我们有理由将原初自然的历史,描绘为意义世界以具身主体和表达主体为中介、在绝对敞开的可能性空间中不断表达和创造自身的历史。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梅洛-庞蒂刻画了人与“存在发生历史”的共属一体性,同时也规避了绝对唯心论和独断实在论等传统形而上学模式。 一 从身体到“交错” 从《行为的结构》起,梅洛-庞蒂一以贯之的理论目标,就是克服笛卡尔式的形而上学③;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自然的关系。《知觉现象学》通过对具身主体的描述,试图构造一种关于“含混性(ambigu
té)”的哲学,它通过身体对自然的组织,克服了意识与自然之分裂。但后期梅洛-庞蒂意识到,基于格式塔心理学的《知觉现象学》仍未摆脱反思哲学的范畴,它仅仅以否定的方式批判了实在论和唯理论——说身体“不是”纯粹主体和纯粹客体,恰恰要依赖于主体和客体概念——因而仍然“属于这两种哲学范畴的囚徒”④。只有进行一种肯定的存在论建构,从根本上推翻笛卡尔以降的整个现代哲学传统,才能够克服人与世界间的分裂境况。⑤因此,梅洛-庞蒂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中希望围绕“交错(chiasm)”“肉(la chair)”“侵越(empiétement)”“开裂(déhiscence)”“间距”(écart)等概念建立一种新的存在论,来描述原初经验的未分化状态。不过,新的存在论仍然要落实在某种具体的存在者中,“因为总是间接地通过存在者才可能有一种存在论法则,并且只有从存在者出发才能通往存在”⑥。自然则是“存在整体的一个页面(feuillet)或层次”,“自然存在论”被看作“朝向存在论的道路”(N,265)⑦。在这一背景下,梅洛-庞蒂开始思考一种“自然哲学”。在他生命最后几年为《真理的起源》而准备的提纲和工作笔记中,我们多次看到关于一种自然哲学的研究计划。在此,自然被表达为“原初存在”或“野性存在”。梅洛-庞蒂明确地说:“我想做的,就是恢复绝对不同于‘被表象之物(représenté)’的、作为存在之(感性)意义(sens d'
tre)的世界,也就是说,作为任何表象都无法穷尽的、所有人都在‘触及着(atteignent)’的纵向存在(l'
tre vertical),作为野性存在(l'
tre sauvage)。”(VI,301)在更早些的研究计划中,他写道:“存在论的大纲被规划为原初存在(l'
tre brut)——和逻各斯的存在论。勾画出关于野性存在的草图,进一步发展我关于胡塞尔的文章(笔者注:即《哲学家和他的影子》)。”(VI,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