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印思想的本體論比較

       中國的“道”，西方的“Being”(有—在—是)，印度的“Brahman”(梵)，是中、西、印的哲人、見士、論道者，身在天地間，面對自己所見的世界，得出的關於宇宙本體的思想。世界衹有一個，但中、西、印得出的思想卻不同。“道”“Being”“Brahman”體現出來的宇宙，呈現了三大文化對本是豐富多樣的世界各有自己的突出要點；對不同要點，各有自己的安放位置；對各要點以怎樣的形式關聯起來，各有自己的思考理路。但首要的是，中、西、印哲學對自己所在世界提煉出的基本概念；基本概念的不同，所內蘊的思想內容也就不同。

       一 “Being”“道”“Brahmam”三大概念之比較

       所謂本體論，就是探究那個在紛繁複雜的現象後面決定着現象所以如此的本體。這一本體，在中國是“道”，在西方是“Being”(有—在—是)，在印度是“Brahmam”(梵)。把中、西、印的三大本體概念放在一起進行比較，顯出了什麽樣的結果呢？中、西、印哲學從本體概念體現出來的最爲突出的特點，一是宇宙的本質性結構，二是對宇宙結構的言說。

       先看西方。“Being”作爲西方哲學的本體論概念，顯示爲三大特點：一是體現爲“實體”的“有”的宇宙(排斥“無”)，二是體現爲“本質”的“靜”的宇宙(排斥“動”)，三是體現爲與現象在本質上相區別的作爲本體的觀念體系(排斥“現象”)。“Being”是來自古希臘思想、再從神學升級爲哲學而產生的。“Being”思想從來源上講，產生於希臘“εμ”(to be，是)。面對一個事物，想說清它是什麽，就得對此物作一種定性。這一定性，不是將它與神靈關聯，而是將它與理性關聯。“是”說得或曰用得正確，就意味着把握住了此物的本質。當把握住此物的本質時，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專門用“εμ”的陰性分詞“ουσa”(是)。這樣，“ουσa”就不是一般的“是”，而成爲具有事物本質屬性的“ουσa”(substance—本體—實體)。同樣，面對同一類事物，比如床，無論大床、小床、鐵床、木床，都具有床的一般特質。面對各種床，“是”用得正確，這種對類作肯定性的“是”，柏拉圖(Πλατν，前427—前347)用了與“是”有緊密關聯的“ιδεa”(idea/form，理式)。中外史家皆指出，“ιδεa”與“εμ”緊密相關。①這樣，“ιδεa”就成爲由“是”而來的類物的本質屬性。由萬類萬物組成的宇宙整體，“是”要講得正確，巴門尼德(Παρμενδη，約前515—前5世紀中叶後)專門用“εμ”的中性分詞“ο”(Being—是本身)來表示整個宇宙的本質。這樣，西方的宇宙是由面對宇宙萬事萬物，用以“εμ”形成句子“這是什麼”去認知，而得到正確的“是”——具體個物正確的“ουσa”(是—本質)，某一類物正確的“ιδεa”(是—理式)，整個宇宙正確的“ο”(是—Being—宇宙整體本質)。從“ο”(Being—宇宙整體本質)到“ιδεa”(理式—類物本質)到“ουσa”(實體—個物本質)，構成了整個西方文化的宇宙萬物結構。

       在西方，每一個“是”都與存在的事物——個物、類物、宇宙整體相對應。因此，西方世界突出了“有”(Being)而排斥“無”(no-Being)。從具體的“是”(εμ-to be)而來具體之物的“ουσa”(本質之是)就是“實體”(ουσa-substance)。從實體的個物，到實體的類物，再到實體的宇宙整體，西方的“是”的宇宙就是一個實體的宇宙。實體既是具體事物之本(ουσa-substance-本體)，同時又是宇宙之本(ο-Being-本體)。由“ο”(on-Being-本質)而來的理論，就是“ontology”(本體論)。這個本體論是“有”的本體論、“在”的本體論、“實體”本體論。西方的本體論來自由“εμ”(to be，是)而來的“ουσa”(個物本質)、“ιδεa”(類物本質)、“ο”(宇宙整體本質)。後來，“ουσa”去非西方語言中遊行一圈，再回譯到西方語言，成爲“essence”(本質)。本質無論在哪一層級上，“ουσa”或“ιδεa”或“ο”，都是“有”(而不是“無”)，本質是永遠存在，個物、類物、宇宙的“本質”都伴隨其從產生到死滅，不受時間影響，是靜止不變的(而不是動和變)。本質之“有”靜止不變從具體現象的運動變化中抽離出來，成爲純觀念存在(而非具體現象)。西方的本體論由“εμ”(to be，是)而來，展開爲“ουσa”(個物本質的“a Being”)、“ιδεa”(類物本質的“Beings”)、“ο”(宇宙整體本質的“Being”)。這一語彙上的演進，決定了西方哲學本體論的三大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