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学者对社会中的各种组织现象做了大量的研究。为了推进组织社会学的发展，学者们也做出过一些回顾与展望（周雪光、赵伟，2009；刘玉照、应可为，2007；蔡禾、周兆安，2015），但是这些文献综述回顾往往以具体所研究的组织类型（比如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划分，而不是依据组织社会学各个范式来梳理。另外，周雪光、赵伟（2009）明确指出英文文献的中国组织研究也很少与组织学（包括组织社会学）的文献互动。这就使得有关中国组织研究的文献回顾大多都局限于文章论点的复述，而不是与主流组织社会学各种理论和范式的对话和推进。本文认为，要推动组织社会学这一社会学中最具有基础性的分支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很有必要掌握该学科各个理论和范式的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的文献回顾与前瞻，可能更有助于学界把握理论创新的着力点。 本文首先整合弗雷格斯坦（Fligstein，2001）对组织社会学范式的梳理、海乌曼等（Haveman & Wetts，2019）关于组织理论的综述，并结合近20年来组织社会学的发展，指出当下主流组织社会学中存在三大很有影响的范式，即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网络范式。本文随后分别依据这三种范式，围绕各个范式中的主要议题、概念和理论，梳理了近10年来组织社会学中文文献，并对各个范式下的进展和不足进行简单述评。最后，本文提出目前中文文献组织研究的主要缺陷和未来发展方向，强调引入国家视角和文化视角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推进组织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述评主要限定在社会学的组织研究或组织社会学领域。而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组织研究理论和范式，例如资源依赖理论、人际关系学派等只是作为学术发展与对话的背景介绍，均不在重点讨论范围之类。 二、西方组织社会学主要范式及最新发展 组织理论有三个主要来源：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组织理论的社会学渊源来自韦伯的科层制研究。韦伯的思想激发了后来社会学者对官僚机构功能失调、组织的非正式方面（权力、冲突、文化和非正式团体）的研究。组织理论的经济学渊源来自制度经济学对企业的重视，例如企业的等级可能比市场更有效率，企业中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可能存在不同目标。组织理论的管理学渊源出自经理们的实际考量。泰勒式管理以及哈佛商学院的人际关系学派是管理学理论的先驱。 自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组织理论开始走向融合。组织如何运行，组织是否有效率，组织在多大程度上能适应变化的环境，成为三个领域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西蒙-马奇的有限理性理论和理性适应模型对这三个领域所关注的很多问题均有所回应（Simon，1957；March & Simon，1958）。由于企业决策者的有限理性，企业可能并不如经济学家所希望的那样有效率；对于社会学而言，组织要比基于韦伯理想类型的理解灵活的多；而对于管理学，该理论强调了管理人员在制定目标、设计标准程序、监管组织绩效以及调整组织活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起，大量研究开始聚焦在市场或环境如何影响组织结构，形成了战略权变理论。这些研究基本上与理性适应模型一致。这些文献最终发展为资源依赖理论，该理论视组织对环境的依赖是解释其内部目标和结构的最重要因素（Pfeffer & Salancik，1978）。 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理性适应、战略权变理论遭到了广泛批判，由此引发的组织研究大力推动了组织社会学的发展，并且促进了不同学派的形成。弗雷格斯坦和海乌曼等对这些回应批判做了不同的梳理和分类。弗雷格斯坦指出组织社会学包括种群生态学、政治视角、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和网络学派五大范式，并回顾了社会学范式与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的对话。例如，种群生态学、制度主义主要针对理性适应和战略权变理论，分别强调了组织环境的硬约束和组织环境的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批判泰勒主义、理性适应等理论过于强调管理者的视角。网络范式针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指出等级与市场的作用取决于社会网络（Granovetter，1985）。当然组织社会学各个范式之间也有一些对话，例如新制度主义批判了种群生态学组织多样性的观点，但各范式之间对话不多。海乌曼等依据对社会结构的不同定义，将挑战理性适应模式（包括权变理论）的视角归纳为人口学视角、关系视角和文化视角。海乌曼等的梳理忽略了学科之间的对话的脉络和逻辑推进，仅仅依据社会结构的概念差异将组织理论归为三大视角，过于宽泛。海乌曼等将制度主义纳入文化视角存在制度与文化概念的混用。因此，本文接下来将重点依据弗雷格斯坦的范式分类简要回顾组织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发展。 （一）制度主义范式（含政治视角） 经济学、管理学视角的理性适应理论和权变理论认为组织会根据组织环境资源属性发展出不同的结构和形式。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组织结构是组织内权力斗争和平衡的反映（Fligstein，1990），组织环境在很大意义上是一种社会建构。另外，制度主义范式认为现代理性的神话成为西方公司组织形式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重要因素，强制性、规范性和模仿性三种制度同构机制会推动组织趋同（Meyer & Rowan，1977；DiMaggio & Powell，1983）。早期同构来自强制或技术需要，后期同构更多是模仿或规范。制度同构机制的研究虽然以公司为主，不少研究考察了医疗卫生机构（Ginsberg & Buchholtz，1990）、学校（Covaleski & Dirsmith，1988）、公共部门（Frumkin & Galaskiewicz，2004）等。但北美的顶级学术期刊大多揭示了模仿性同构的存在，而几乎很少出于竞争需要的强制性同构，而欧洲期刊的发表更多揭示了强制性同构现象，这实际上是北美学界精英偏向新自由主义、有意忽略政府作用的一种学术话语建构（Mizruchi & Fein，1999；Sun，working paper；赵鼎新，2020）。组织的结构、产品和政策虽然基于符号驱动的规范性和模仿性同构能广泛传播，但是实际上通常不起作用（Dobbin，Schrage & Kalev，2015）。这类同构更多是一种为了合法性而出现的组织目标与结构之间的解耦（decoupling）。因此，认知、意义和认同的规训对组织吸收、内化以及体现外部压力（制度耦合）和形塑组织变迁具有重要作用（Sauder & Espeland，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