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及其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成熟，超级英雄这类追求恢宏的场面设置、绚丽的打斗风格、华丽人物造型的“技术”电影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也展示出其对市场强大的统治力，超级英雄电影成为近年来公众所追捧的对象。在中国，很多人也开始将“漫威”超级英雄作为自己的偶像，崇拜着银幕中上天入地、所向披靡、鬼功神力的超级英雄。 互联网时代，时效性和丰富性两大元素带来了诸多效应。无论是粉丝间的互动、粉丝与电影角色（明星）的交流互动都是在场域中进行的。网站、网络社区、网络聊天工具等方式的出现为“漫威影迷”提供了跨地域、跨文化交流的地域空间，一种虚拟的社会实体已然出现。与强调个体本位的西方文化不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更加注重集体本位，“圈子化”“抱团”现象见微知著。在“百度贴吧·漫威吧”的关注人数超过53万，发布帖子数量超过219万（截至2019年12月10日），至今依旧保持着上升的态势。网络的虚拟社区作为“漫威影迷”最大的跨地域交流平台，在迷群间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也展开发散性的思考。 吊诡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乏英雄形象，如《西游记》《水浒传》这般的经典名著中对于各色英雄人物的描述众多，缘何作为舶来品的“漫威电影”中的“超级英雄”可以在中国吸引庞大的粉丝群体？另外，“漫威”电影本身就有着不小的争议，马丁·斯科塞斯的“漫威电影不算电影”言论一出，也引起了各界、尤其是粉丝群体的广泛热议。该事件自2019年10月开始，在网络空间中持续发酵了数月之久。贴吧作为粉丝最集中的网络社区，产生了大量的相关主题帖，回复帖达到上百条；但就实际情况来看这种电影却依旧有着广泛的市场、受众和粉丝群体，即便部分粉丝承认了“漫威电影”的去艺术性，但是依旧表现了对它的强烈支持。笔者对此百思不解，即便是学术界对于“漫威影迷”的研究也几乎付之阙如，仅有的几篇文章聚焦于“漫威电影”的奇观化、流量化和类型化视角进行分析，但却没有说明为何“漫威电影”即使在当下电影产业发达和英雄辈出的中国市场也有着强大的粉丝群体？因此，本文试图从“漫威影迷”中一群基数庞大、保持相对稳定的青年成员入手，通过虚拟民族志和深入访谈法获取“漫威影迷”的第一手资料，发现促成其共同体建构的关键要素，探索该共同体的群体特征、青年粉丝个体实现“圈子化”的可能性。 二、网络空间中的“迷”群 “漫威影迷”的交流互动离不开互联网场域。“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者一个构型。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屈从、合作、结构对应关系，等等）”（布迪厄，1998：135）。场域首先表现为各种形式的社会网络，是场域中的个人、团体机构、规则和制度等行动者构建起来的（刘少杰，2006：374）。粉丝群体的活动空间都是集中在网络空间中实现的。 互联网作为大型的交互平台，为人们提供了表达自我、寻求认同的过程（特克，1998：245），通过对个体身份进行重构（Yurchisin，2000：101），实现在社会运动和政治层面的建构和重塑（卡斯特尔，2006：7）。在互联网时代，青年主体地位的提升加剧了其感性和欲望的充分表达（穆宝清，2013），网络恰恰为这样的群体提供了展现自我的平台，他们可以在虚拟的空间中建立一个新的自我（Hertlein，2007），赋予用户的通常是一种“感觉”“对话”“氛围”和“共鸣”（王倩楠，2018）。互联网空间为个体所提供的更多是一种“自我”优先的个体化呈现，自我实现和身份认同也是互联网用户，尤其是青年粉丝群体所追寻的首要目标。 在现实的空间中，现代社会发展使个体脱嵌于地缘、血缘的传统社会共同体之外，个体在获得充分自由度的同时，也陷入到“异化”情境中的冷漠、不安和焦虑中，在鲍曼看来，流动性构成了现代人生存的基本事实，同样也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鲍曼，2002：3-4）。“自由度的提高和归属感的匮乏是现代青年人面临的双重生存境遇”（吴玉军，2009），同时，“现代青年人迫切需要解决如何在个体化的逻辑下继续保持人们生活的价值感与确定性，获得稳固的归属感”（朱灵艳，2016）。“实体性的‘我们’碎片化为个体性的‘我’，世界分崩离析了，但‘我们’又必须在一起，‘我们’与整个世界的关系，我们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决定了‘我们’只能在一起”（樊浩，2013）。因而，在当下的现代社会中，如何对个体进行社会化的整合也就得到了学者的关注。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2011：16）概念的提出，将那些互不相识或是素未谋面的，但有着共同的兴趣和想象的个体联结起来。在想象共同体的作用下，个体对一个共同理想产生归属感（邓天颖，2010）。 互联网的出现，加剧了现代共同体危机，但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也暗含着重建共同体的积极可能性，即基于对话和承认原则构建合作共同体（胡百精，2016）。这种共同体的建构也是一种认同的路径，虚拟社群作为一种抽象虚拟的产物，其构建的认同核心是基于虚拟空间建构的偶像，通过对虚拟偶像的想象和塑造，形成一种“群体归属”和“精神寄托”（战泓玮，2019）。通过与他人的沟通，建构新的自我认识，通过对于明星或是偶像群体的崇拜，获得类似宗教的信仰，使自己获得一种与困难情境协商的能力（张安琪，2013）。粉丝也会想象出一个完美的偶像，“用消费偶像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道德立场，重塑价值观念”（杨玲，2009：188）。此外，文本生产的方式，同样是粉丝群体建构的一种路径，通过对于原文本的加工改造，赋予粉丝本身所特有的思想和文化，实现群体的互动和文化认同（倪东辉，2013；张航瑞，2018）。当粉丝在信仰上的归属得到质疑时，也会爆发粉丝网络群体性冲突，具体表现为身体性质和表现形式上的冲突（李华君，2018），甚至会上升为“粉丝民族主义”（刘海龙，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