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公共人类学这一别具风格的学科抱负与发展取向在世界人类学界凸显。该取向由美国学者命名提出，对多国学者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力与召唤力。公共人类学集教学、研究、社会服务、知识应用于一体，是21世纪人类学的主要学科生长点之一。综述公共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与趋势，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扩建和定位转型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目前，虽然国内学界已有对公共人类学的引介（周大鸣、段颖，2012；马腾嶽，2014；朱凌飞，2014；李家驹，2015；陈兴贵，2016），但尚缺少对该取向发展脉络和现状的系统完整的评述。本文将重点以美国和挪威的实践为例，梳理公共人类学的发展动因、学科定位、形态内容、价值成效和挑战前景。美国是公共人类学的概念成形地和新兴活跃地，挪威则是在这一新名词出现之前早已有深厚公共人类学传统的地域。因篇幅所限，本文无法一一讨论全球各地的公共人类学实践，而将主要针对美国和挪威两国描述和归纳公共人类学概况。 本文指出：公共人类学是人类学提升在公共领域位置形象及社会价值（social relevance）的实用策略，也是学者表达道德关怀和履行公共责任（public responsibility）的有力渠道；国内学界应明确提出公共人类学概念，拓展其本土意涵和行动内容，推进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为世界公共人类学的发展贡献中国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希望本文能促进国内学界对公共人类学适时活跃的关注和思考、讨论和实践。 一、公共人类学的发展动因 人类学是一门基于民族志田野材料解读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与共通人性的学科。自学科创立至今，人类学以丰厚的知识成果，对提升学者与公众对于人类处境与人性的认知与想象产生过深刻影响。人类学家也曾以“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实践人类学”（practicing anthropology）、“介人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等多元分支取向，将人类学知识应用于解决特定社会问题或为特定群体服务的行动。但因各种历史和现实原因，以理论推进而非知识应用为主要导向的纯学术人类学（academic anthropology）占据学科主流地位。20世纪末，时逢学科发展遭遇内外困境之际，美国人类学界涌现“公共人类学”（public anthropology）的新提法，呼吁学科同行重视知识成果的公共责任与社会价值。这在世界其他地域的人类学界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呼应与回响。 公共人类学的提出和发展有三个基本动因。一是纠正人类学脱离于公共领域的孤岛化态势，重建学科的公共形象与尊严地位。二是让人类学摆脱在学界的边缘化地位，更好应对政府、基金机构、大学管理层对科研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和公共责任感的评定要求。三是均衡学术型与非学术型人才培养，使人类学专业毕业生在教职紧缺的情况下可有更广阔的社会就业前景。 纵观学科史，人类学与更广阔的公共领域曾联系密切。人类学于19-20世纪之交成为一门独立学科。19世纪，美国的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与英国的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等学科奠基者们在阐释人类学理念时，将之定位于与更广博的其余社会文化研究取向的紧密对话之中（Eriksen，2016）。随后人类学学科筹建新兴之时，各国领军级人物具有明确的社会现实关怀并活跃介入公共领域，进行了大量面向公众推广学科理念的工作。 在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以反种族主义和反战的作品和发声而被公众熟知，因革新美国公众思维方式而荣登《时代周刊》（Time）封面人物。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以广受公众尊崇喜爱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革新了公众对青春期和性的认知。她还通过在学术与非学术杂志上的诸多发表、电视与公共辩论活动中的大量演讲谈话、数字媒体沟通等方式影响公众理念和与人类学议题相关的政策。比如，她在美国知名的拥有300万订阅者的女性杂志《红书》（Redbook）持续16年撰写每月专栏，发表捍卫女性权利、提倡性别平等的观点，挑战性别常规教条并重塑公众见解（Shankman，2018）。她被《时代周刊》列为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25位女性之一。在英国，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通过大量讲座、BBC电视节目发言发表关于科学、宗教、原始经济的见解。在法国，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活跃于大众媒体，参与对诸多议题的讨论（Borofsky & De Lauri，2019）。 人类学中虽不乏将知识予以公共运用的著名前辈与事例，但在20世纪中后期，除去人类学家担任公知的传统保持较好的个别地域（例如挪威、拉美、非洲、印度），在英美等其他国家人类学的总体态势是，大多数人类学家日益安守于在象牙塔内进行学科自建，学科专业化和建制化程度上升但公共化程度下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随着1960年代欧美等地人类学系扩建与学生人数显增，这一态势更加明显且成为惯例。出版社把学者学生特别是本科生人群作为学术著作的主要售出对象而无销售受阻赔本之忧。学者无须像学科初创者一样，为证明学科价值而力求以简明有趣的表述风格扩展公众阅读群；相反，学者在著作中更重视理论范式的更新迭代，以提升个人在学科内部的声望与加速职称进阶。很多作品只在学科圈层内流转而甚少被公众传知，可读性和趣味性下滑而且甚至无法与记者写的民族志媲美（Mathews，2019）。人类学家日益分化出与其他学科交织但标新立异的多个分支，在各分支内自拓天地自说自话，可被称为在“学科之茧”内部独立门户、自我繁殖、自给自足（Eriksen，2016）。另一方面，虽不少学者作品处理和民生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但因公众认知度较低，人类学在媒体和公众舆论中的公共形象凝滞刻板，往往被狭隘或错误理解为对原始部落等远方异客奇风异俗的考察者、隐私生活的窥探者。另因特定历史原因，应用导向的研究在该学科评估框架内属于被轻视排斥的边缘支流（Rylko-Bauer et al.，2006），这也多少锉削了学科后辈投身于应用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锐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