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学道德研究的兴起 道德是人类生活的永恒话题。哲学家倾向用文学作品或虚构案例来讨论善恶，长于思辨；人类学家则擅长用日常经验来讲述道德故事，以深描生活取胜。不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学虽然或多或少都关注了道德，但并未围绕着道德展开系列讨论，也未在学科内形成一种借此类讨论来拓展研究视野的思考方向。近20年来，不少学者开始细致深入地研究人们的道德世界，“道德人类学”“人类学道德研究”“人类学伦理研究”“日常伦理”研究等纷纷出现①。此局面的形成，既得益于相关学者围绕着涂尔干式道德定义展开反思与辩护所形成的思考动力（Laidlaw，2002；Zigon 2007，2008；Lambek，2010a：12；Yan，2011a）；也离不开对既有“社会理论几乎只从权力、规范、利益、欲望等因素来讨论推动行动发生的力量或动机”的反思，以及对伦理道德普遍渗透于普通人的日常言说与行动之中的强调（Lambek，2010b：40）。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Ortner，2016）以及人道主义话语与实践（Fassin，2012b）也都刺激了社会科学内道德和政治议题的产生，推动了人类学者去深入探讨社会生活与主体经验中的道德属性。 这些研究之间虽无明确共识，但都主张跳出人类学以往关注的规范性、整体性的社会价值，在重视道德主体的反思与判断能力的前提下探讨具体而复杂的道德经验，故研究者多以“伦理转向”（Fassin，2014）或“新的人类学道德研究”（Mattingly，2014：xvii）来表示当前研究不同以往。但不论倾向“伦理”还是选择“道德”，人类学皆不曾以概念之界定为志趣，更无意将这些内容从社会生活中抽离出来作为单独范畴而加以研究。事实上，不少学者都表达了对以道德为对象建立分支学科的警惕（Lambek，2010a；Fassin，2012a）。可见，所谓转向，其意义乃是研究视野的拓展与纵深，而非对过去研究的一种告别。 当前人类学道德研究的趋势之一，是回应道德哲学内亚里士多德式美德伦理学的复兴（Fassin，2014；Lambek，2010a：7，13-16；Mattingly，2012）。在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那里，德性关乎性情，性情则有赖持续实践的培养。于是，研究者关注的不仅是人们如何谈论德性，更是人们如何践行德性。美德伦理学对“日常伦理”研究影响尤为深刻，其代表人物之一迈克尔·兰贝克（Michael Lambek）就曾指出，美德伦理学能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一种不同于博厄斯或涂尔干，从而也不同于康德的道义论式理论根基。从此出发的人类学研究将从行动而非抽象理性、价值或规范的角度来讨论道德（Lambek，2010a：14）。本文所要介绍的谢丽尔·马丁利（Cheryl Mattingly）也是深受美德伦理学影响的“日常伦理”研究倡导者之一，她曾引用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的话来阐述美德伦理学与人类学研究之间的契合：美德伦理学表明人的“存在”关乎的不是一套品质，而是一种成为的过程（processes of becoming），也即关乎生活的潜在与可能性，而人类学研究恰好能以扎实的民族志叙述来呈现这种成为的过程（Mattingly，2014：10）。 总之，当前的人类学研究已将视线从用规范语言明确表达的道德要求，转向内在于日常生活的道德经验。于是，“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就成了人类学关注道德议题时的一种基本方向。不过，这样的议题显得太过抽象。研究如何从特定时空中的具体人物与关系入手来寻求理解和解释呢？我们以南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马丁利的民族志研究《道德试验室：家庭危难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Moral Laboratories：Family Peril and the Struggle for a Good Life）为例来说明。为了交代清楚《道德试验室》的研究议题与思想脉络，本文也将回顾其姊妹篇《希望的悖论：穿越临床边界的征途》（The Paradox of Hope：Journeys Through a Clinical Borderland）。 选择介绍《道德试验室》及《希望的悖论》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与哲学对话是人类学伦理道德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根据马丁利和思鲁普的概括，迄今为止有三种哲学框架深刻影响了当前的研究：日常语言哲学及对日常伦理的关注；现象学及对道德体验的重视；福柯式及新亚里士多德式美德伦理学（Mattingly and Throop，2018）。马丁利的研究对上述哲学讨论都有一定的回应，介绍其民族志有助于我们从具体案例出发来进行理解。只是受篇幅所限，本文难以做到面面俱到，后文主要关注其民族志在采用“第一人称”视角的传记式叙述手法、关注日常生活的脆弱性与不确定性，以及在道德研究中引入社会批判理论等方面对新亚里士多德式美德伦理学的回应。 其次，20世纪90年代的医学、宗教及心理人类学中，出现不少关注苦难、暴力、创伤、痛苦等内容的研究，其中有不少关于伦理道德的理论思考（Mattingly and Throop，2018）。例如“社会苦痛”（social suffering）概念的提出意味着研究者要在宽广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理解疾病、痛苦、创伤等问题，并看到医学与政治、道德之间不可分割的特性（Kleinman，Das and Lock，1997）。马丁利本人就是在研究病痛、苦难时慢慢将注意力转向其所蕴含的道德意义。作为基于同一项长期研究而完成的民族志姊妹篇，《希望的悖论》开始关注道德议题，但未做专门讨论；《道德试验室》则明确了以道德为主题，且就人类学道德研究应该如何展开提出了一系列讨论。介绍这两部作品有助于我们从具体个案出发，了解道德议题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发生与发展，同时也可为我们理解人类学研究何以不是将道德从社会生活中抽离出来提供一种民族志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