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争：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曹露丹：《人，或所有的士兵》，这部长达70多万字的小说，内容相当丰富，涉及主人公郁漱石留学美国与日本期间的成长经历，1940年至1941年在香港的工作，1941年香港十八日保卫战，1941年至1945年主人公3年零4个月的战俘生活，1945年到1946年香港的光复等，我比较关注香港保卫战的相关内容。我是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生，但我对二战时期的香港的认识是极其有限的，张爱玲的小说，萧红、许地山、茅盾等作家笔下的香港经历，是这种极其有限的认识的来源，显得零碎、散淡而飘渺。这场发生在1941年历时仅18天的香港保卫战，知道的人可能并不多，似乎是历史记忆的空白。您为什么要写这样一场战争？ 邓一光：按特伦斯·莫兰的观点，你说到的这种情况是“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续而充满智慧的整体”，人们在类似场域中注定会丧失整体历史视角。 先说遗忘。卡尔·肖斯科认为，现代人对于历史变得漠不关心是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实用价值，很多时候人们不是不关心历史，拒绝记忆，而是因为遗忘是现代社会最实用的目的，历史就是在这种被动选择中消失掉了。这个说法显然不完整。切斯拉夫·米沃什谈到“拒绝记忆”时举证，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上百部公开出版的书籍否认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当然不是被动行为。同样的事情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个主战场远东发生，它不仅以作者个人的名义进行着，更是以国家的名义顽强地进行着，人们正在或者说已经建立了一个可怕的记忆改造工程，它是主动的理性选择。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情况在另一个二战主战国德国却形成反差，我们知道一个事实，战争结束后，最先开始反思的不是战胜国，恰恰是战争发动国和施害国的德国。照理说，相比其他国家，德国对战争的遗忘诉求更为强烈，阻止反思的力量更为激烈，但人们没有那么做。那些战后返回家园的学者们开始了艰难而痛苦的罪责自诘，直到今天，这个贡献了大量伟大哲学家、音乐家和诗人的国家始终在持续提供对人类恶之源的反思经验。 对香港1941年到1945年那段历史的遗忘，在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对立双方的英、日两国，以及被英、日两国轮番欺凌和羞辱的中国，都把这场战争视为不光彩的国家事件。战后，英国和日本政府闭口不提这场战争，一些战时的相关史料被封存起来，不让学者们接触和使用，甚至被有目的地销毁。人们与78年前发生的那场战争断掉了联系，只能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场域中茫然地谈论那段历史。一个吊诡的事实是，这些记忆不但被交战国双方遗忘，也被受害国遗忘，人们看不到官方对这场战争的反省，也几乎看不到学者的相关表述；不但二战期间和战争结束后如此，即使在当下，这个遗忘仍然顽强地继续着。历史从来不是一个过去时态，它在一项持续性的改造工程中变得越来越可疑——人们一代一代自觉参与着巨大的历史黑洞的制造工作，以控制行使记录和公布人类基本状况真相的权力来控制历史，并通过控制历史控制未来。 香港的历史耐人寻味。19世纪中期，大清国在一系列国际武装冲突中成为败北一方，遭遇了一连串战败、外债和屈辱，从高高在上的天国急速跌落到弱国的尘埃里，国门不复存在，列强轮番登场，攫取领土和贸易特权。这一切都始于香港的割让，这是中国与西方第一次武装冲突的结果。整整一百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重要转折点，而香港是在太平洋战争中第一座被轴心国日本攻下的城市，成为侵略者的占领地。再逾三年零八个月，第二次世界大战落幕。在公开和暗中的反复较劲后，早于三年前就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了字，正式加入反法西斯联盟，属于同盟国一员的中国再度败北，英国重新取得香港的管辖权，香港回到英殖民时代。 《人，或所有的士兵》(以下邓一光将其简称为“《人》”——编者注)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场域，甚至可以发生在战争之外，发生在当下，它要完成的实质，即人性和人类关注，不会改变。香港1941年到1945年的战争，以及1946年的光复，不过是多个可能的故事背景中的一个。但是，当战争这个背景进入故事后，它就构成一次艰难的写作，需要提供进一步思考的能力，以及不可缺失的良知和同理心。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战争的反思止于一般性的政治副作用，小说不会如此，它的关注点在于，是什么造成了人们对战争的渴望和热切？战争与人性恶是一对怎样匹配的关系？我们是那些飞向他人子弹中的一枚吗？文明是人类相互残杀的同谋吗？我要做的是，把选择故事发生场景和时代背景的权利交给“它”，交给“这部书”做出，“它”会通过是否适合“它”的生长来做出是否接纳这个场景和时代背景的判断。在今天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格局下，《大西洋宪章》建立的人类共同体意识遇到了最大挑战，甚至于，它已经在剧烈地摇晃，行将坍塌。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思考能力的提升，需要面对恶之根源的思考，这部书在这样的环境下遭遇了发生在香港的这场战争——遭遇了中国与西方第一次武装冲突割让出的这片土地、太平洋战争中第一座被攻克的城市、历史上被三度殖民的城市，在这样一个场景和时代背景中，它开始生长，几乎没有犹豫地决定了它自己与这场战争的关系。 曹露丹：选定1941年的香港保卫战作为故事的背景，是什么样的契机或者动因促使您聚焦这场战争中的战俘？为什么以战俘为书写重点来揭示这场战争产生的影响？ 邓一光：这部书的进入通道不只一个，比如，它是一个个人与他者、国家、民族、人类的故事，是一个自由与囚禁、尊严与剥夺的故事，实际上，它还有其他一些通道可供进入和阐释，无论从哪个通道进入，涉及什么母题，人的囚禁是我长久以来关注的，战争或别的场域不过是囚禁的发生源和被囚禁者的生活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