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土小说自肇始至今，一直存在“在乡叙事”与“进城叙事”两个传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力量的助推下，中国开始了一场“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①的“山乡巨变”，基于此，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现象为当代乡土文学提供了丰饶的写作资源，这让原先居于“亚主流”②地位的“进城叙事”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渐次成长到可能取代“在乡叙事”的主流地位。 事实上，当代乡土小说中的进城叙事一脉也是自有其原点，“就中国乡土小说自身的发展逻辑而言，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对‘农民进城’的书写不是骤然产生和突变的结果，而是始自‘五四’的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之同类叙事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延伸和变异”。③绵亘百年的乡土小说进城叙事传统在发展历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三种渐趋固化的叙述范式，这表现在，首先，在叙事的价值观念中，进城叙事刻意强调进城群体的“城市异乡人”身份的两难困境；其次，在叙事的价值情感上，进城叙事着重放大二元对立前提下的城乡矛盾冲突；最后，进城叙事的对象聚焦于进城者群体形象的单一向度。这三种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进城叙事作品中的运用尤甚，但是叙事模式的固化也造成了进城叙事作品主题先行与文本同质化现象。 《他乡》是作家付秀莹以三年之力继《陌上》之后推出的又一长篇力作，它无疑可以被视为在上述进城叙事型乡土小说主潮中涌现的极具代表性的创作实绩之一。文本分为上下两篇，叙述了来自芳村的女孩翟小梨，通过高考进入城市，并与来自省城的男友相识相知，满载着对城市生活的美好期待而开始的在省城的生活故事。婚姻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幸福，当婚姻的琐碎与家庭的矛盾暴露后，她通过考研进入北京。在京期间，她与老管、郑大官人等一众人物在偶然中产生了复杂的关系，并最终凭借自己的坚韧与执着实现了与现实的和解以及身份的跃升。 在《他乡》中，作家将书写的场域从乡土中国平行位移到城乡中国。这不仅是付秀莹文学创作领地的一次及时扩展，同时也是中国乡土小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20年后所进行的一次文学回望。作品尽管将叙述聚焦在翟小梨的个人进城与奋斗史上，但是其经历却隐喻着这一群体在中国现代化加速期的漂泊、成长以及蜕变的时代记忆。与此同时，在翟小梨的成长历程中，也投射出中国城市化变迁中的时代符码与记忆。 从故事取材、主旨意蕴的代际递嬗谱系上来审视，《他乡》作者对芳村之子翟小梨进城经历的有针对性的摹写开掘，无疑是对于中国乡土小说进城叙事传统的接续。难能可贵的是，力图在创作上求新求变的作家，在薪传进城叙事既有创作经验的同时，又在其文本中努力做到了对这种几近固化的传统叙事范式的突围：首先付秀莹通过翟小梨进城后对于乡村与城市观念的变化，颠覆了“城市异乡者”身份认同的困局，促成了进城者从客到主的身份认同；其次，以城乡的风景画摹写设置文化隐喻，对进城叙事中城乡文明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微观且客观的置换；最后，付秀莹以翟小梨为中心，建构起人物群像图谱，并在此基础上多维度透视人性的弱点。在翟小梨的无奈与慨叹、奋斗与不屈、执着与前行中，付秀莹实现了将“他乡”熔铸为“吾乡”的精神进城史的文学书写，从而实现了进城叙事这一百年传统的新变。 一、“双重边缘人”的身份重塑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乡土小说所面临的最大困惑，就是急遽转型中的乡土中国溢出了乡土作家们既有的‘乡土经验’模式，曾经熟悉的乡村变得陌生起来。”④当乡土中国的转型付诸乡土小说作家群体的创作实践，就熔铸为在乡叙事的去乡村化表现模式，进城叙事则聚焦在城市异乡者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困惑上。就进城叙事而言，这种困惑最明显的表现即是对进城者群体城市异乡者身份的认知与评判，在这一叙事范式的指引下，进城者群体被塑造为城市与乡村的“双重边缘人”。然而，这一范式所塑造的进城者形象，与其说是对20世纪90年代至今仍在进行中的大规模进城农民群体时代境遇的文学化再现，毋宁说是广大作家对进城者群体生活经验匮乏之后的一种想象与臆造。在这一范式的规约下，进城群体既是乡村苦难的承受者，也是城市歧视的受害者，城市异乡者最终被塑造为“双重边缘人”，他们在走向时代“共名”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具有符码意味的指代，也造成了进城叙事中进城者形象塑造陷入模式化的窘境。因此，如何弥合进城叙事中进城者群体的“城—乡”身份认同差异，抟塑出兼具人性温度与时代高度的进城者形象，就成了进城叙事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对进城者农裔身份的原罪设定，抑或是对城市身份求之不得后的极端化行为书写，都预设了进城者群体“双重边缘人”的时代必然性。 事实上，风起青萍，早有端倪。进城叙事中城市异乡者的“双重边缘人”身份塑造模式有着共时性的参照与历时性的传承。就共时性而言，进城叙事中的人物无疑是“在乡叙事”中面临生存困境的在乡农民群体的空间位移，如果我们回溯乡土小说中的青年形象就可以发现，以小二黑(《小二黑结婚》)——梁生宝(《创业史》)——孙少安(《平凡的世界》)——黑亮(《极花》)为代表的乡村青年的在乡境遇，恰恰对应了中国乡土社会逐渐走向衰落的过程，正因如此，改革阵痛期的乡村人物被植入城市后仍然背负着前者所承担的乡村之“痛”。就历时性而言，在现代文学阶段，无论是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王统照《山雨》中的朱大傻，抑或是王鲁彦《李妈》中的李妈、叶紫《杨七公公过年》中的杨七公公，进城者一直以破产者与被压迫者的形象被建构于进城叙事作品中；新时期以来，高加林(路遥《人生》)、冯家昌(李佩甫《城的灯》)、蚂蚁(肖江虹《喊魂》)、涂自强(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刘高兴(贾平凹《高兴》)、汪长尺(东西《篡改的命》)、陈元(陈仓《地下三尺》)等进城叙事作品中前赴后继的进城者，始终踟蹰在城市的边缘。尽管两个时代的背景悬殊，人物各异，但是接续百年的进城叙事中进城者群体的“双重边缘人”身份预设，却有着突破时间与空间的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