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金仁顺，我们马上想到的或许就是“70后”女作家这样的文学史标签。“70后”是标记代际属性，女作家凸显的是性别意识。尽管这两个标签是金仁顺身上最为显著的文学史标志。但是随着“80后”、“90后”作家的涌现，“70后”集体出场时的代际轰动效应已然弱化了许多，或许当初这个标签也只是一群作家在文学批评或文学史中的出场方式而已，并不能真正代表那些作家的总体性特征。而由性别带来的身份意识，在随后的写作中也是不绝如缕，并非哪位女作家所独有。在今天看来，这两个文学史标签已经成为了一对空洞的能指与滑动的符号，显然无法准确地概括出金仁顺创作的独特之处和她的文学成就。 金仁顺写过一篇随笔叫《半开之美》。文章讲有个男人娶了一位美妻。两人每晚都到夜总会或酒吧坐坐，但两人从来都是分开而坐。丈夫从旁观看各色男人与妻子搭讪、调情。在金仁顺看来，这位丈夫是个聪明人。聪明之处有二：一个是他知道“满园春色”是关不住的；另一个是他对外宣称女子是他的未婚妻，“未婚，又妻，既亲近又隔着一层窗户纸。空间却就此产生了，还是一个弹性的空间”。这个弹性的空间持续了很多年，女人一直有令人瞩目的风韵，男人的风度更是耐人寻味。在金仁顺看来，这层“窗户纸”抑或“弹性的空间”就是“半开”的花朵，千回百转，时时动人。“绽放的花朵，美则美矣，但一览无余，终归少了些回味。微绽初放时，含着种种低回婉转，蕴藏着种种可能性，任是无情也动人。” 这种“半开之美”除了婉转含蓄低回之外，还代表着某种“不彻底性”。这种“不彻底性”亦如金仁顺在随笔《暧昧》中谈男女情事的“暧昧”一般，“有关系必然有暧昧。一道残阳铺水中还半江瑟瑟半江红，没有残阳铺水中，也还有春来江水绿如蓝呢。暧昧关系，本来就有宽阔的空间，所有的暧昧关系都是灰色地带”。这种“暧昧”不仅仅是在感情上，在人生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许多“神来之笔”都来自这“暧昧”带来的“宽阔空间”。这也很像张爱玲说的“参差对照”，“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极端的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存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①在我看来，这种“半开之美”是金仁顺创作的美学风格或总体性的特征。当然，这种“半开之美”并不一定是金仁顺所独有的，它承继着某种现代文学以来的文学传统，可能是某一些作家的“家族性相似”，但它却也实实在在出现于金仁顺的创作之中的。 金仁顺是朝鲜族。这个少数民族身份是她与生俱来的一个标志。几乎每位少数民族作家都会在自己的创作中书写本民族的风物、记忆与历史。金仁顺自然也不例外。尽管金仁顺并不是以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在文坛上亮相的，但她的少数民族身份越来越被大家关注，在她自身的创作中也渐有这种少数民族身份的自觉，“是的，最近这几年越来越被强化。我个人觉得我确实也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我毕竟是有民族身份的，大家都来介绍中国文学，那我来介绍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我觉得很好”。②《高丽往事》《春香》《僧舞》等所谓的“高丽往事”，就是金仁顺对自己少数民族身份自觉创作的代表性作品。除此之外，我们在金仁顺的其他作品中，也会常见到她提及的故乡往事与民族记忆。朝鲜族身份对金仁顺的文学创作来说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她“灵魂的故乡”。这个“灵魂的故乡”不仅是金仁顺文学世界的重要根基，同时，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到金仁顺的“半开之美”，她文字中最柔软的那部分，我“一写朝鲜族题材，整个调子一下子就舒缓起来，仿佛画面一样徐徐展开……可见民族身份对我多重要，是我内心多么柔软的一部分。当我写朝鲜族题材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不了解我们，我有必要写一些闲笔。写一点衣食住行，写一点闲情逸致，让你们了解我这个民族的一些特质的东西，这样一来，节奏就完全不一样了”。③ 无论是文化身份的认同，还是民族身份的认同，除了与生俱来的“基因属性”之外，作家往往都是以回溯民族历史的方式，来寻找、重构自己的民族记忆，并以此来确认自我的民族身份认同与自觉。只有经过了这样一个“自我指认”的过程，民族身份与民族记忆才能在一个人的身上被激活，成为一种“活”的、生气勃勃的标志。金仁顺在《高丽和我》中说过，“高丽”这两个字曾经让她十分痛恨，斗转星移，曾经被痛恨的“高丽”已然成为“山高水丽。如此浩阔，如此明媚”的两个字，“如同言情电影里男女主人公从看不顺眼到爱得不能自拔一样，我在长大成人之后，忽然爱上了这个民族的很多东西。我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完成的，忽然之间，我体味出原本被我厌弃的东西中间，埋藏着别致的美丽。这种美丽因为在意料之外，惊心动魄。少年时担心被独自抛弃的恐惧在我成年后变成了惊喜，我发现我拥有一个藏满宝藏的山洞，而开洞的咒语，只有我知道”。④ 长篇小说《春香》就可看作金仁顺对自我民族身份的一次自我确认。《春香》取材于朝鲜族民间故事《春香传》，尽管金仁顺对这古老的民间故事进行了“故事新编”，甚至可以说“《春香》和《春香传》是没有关系的”，金仁顺是以一种“现代”的眼光来重新演绎了封建时代朝鲜半岛上的女性对自身命运的选择，当然春香的选择不是“古典”的，而是“现代”的。金仁顺一方面在这种对民族历史的书写中进行自我身份的确认，另一方面她也不甘于仅仅回到民族故事的“历史现场”，写出“原汁原昧”的民族历史，而是从“民族秘史”的叙述中跳脱出来，以现代的个人主义视角和女性意识去审视民族历史中女性的命运。金仁顺的这种书写一方面是确认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另一方面这种现代性元素的介入，显然也是她对自我民族身份的一种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