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由来已久，是谓历史哲学；历史作为一个文学问题，同样源远流长；而且雷同的是，历史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如何认识过去、瞻望未来，文学亦然。无非是前者取法理性，为探寻规律而孜孜以求；后者却往往取法感性，以抒发个人性情，包括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为主要指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演义和历史小说的界限从来都是极其模糊的。好在文学家的职责并不在于探讨历史规律及其必然性，我们也无需像汤因比那样对当代西方社会是否也将陷入宿命般的周期率进行不厌其烦的解析(尽管他大抵采取了否定性答案①)，但我们是否相信他的判断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试想人类从两河流域文明到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希腊-罗马，甚或古玛雅，都无可奈何地盛极而衰。整体上看，中华文明原本也许可以是个例外，但这个例外却被西方列强生生改写，于是我们也便有了惨痛的教训和一段十分灰暗的近代史。而它分明是中国现代史的前夜。 我之所以绕这么一个弯，目的是要证明田中禾先生关于中国现代史的书写不仅有效，而且精彩；其次是他对西方现当代文论和文学实践的一个重要判断与逆向选择是多么值得我们思考和尊重。先说后者，田先生在艺术随笔集《同石斋札记·声色六章》初稿中说：“《英雄》的启迪在于‘形式即内容’这个艺术主张的不攻自破。我一直信奉这个主张，以为语言即思维，形式即内容。……我知道自己错了。语言可以华而不实，形式也能以华丽掩盖空虚和谬误。”针对某些所谓的“大片”，田先生三言两语解构和颠覆了“形式即内容”这个经典的现代主义和形式主义定律。同时，他对现代主义以来形式至上的去人物化倾向给出了自己的反诘和特有的审美向度：重新确立以主人公为核心的写作路径和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使风格臻于化境的创作方法。 倘使我们稍加回顾，那么绝对不难发现，无论中外，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阙如便是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即或有人不屑于用典型性格来加以概括和言说)。然而，只要我们读过《模糊》，就不会忘记这个二哥。他“二”就“二”在混沌中有自己的想法、说法和活法。也就是说，在混沌中，他是清醒的。然而，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豪杰，更不是帝王将相，但足可在当代文学经典人物长廊中占有一席之地，一如现代文学家族中的阿Q或祥林嫂、骆驼祥子或虎妞等。而在当代文学的人物谱系中，我们却很难列数出几个过目不忘、耳熟能详的人物形象。田先生笔下的模糊绝对算是一个：他高挑的身材、分明的轮廓，内心桀骜不驯，且又如此充满文学情怀，以至于多少有点儿“不谙世事”。因此，套用王小波的话说，他的这一个小人物是被迫沉默而又不甘沉默的大多数，可惜王小波没能留下这样的人物形象，那怕是象征性的。而田先生做到了。他关于中国现代史的书写，在长篇小说《十七岁》和《模糊》中更是达到了令人欣喜的审美境界。 首先，我不妨用常识说话。在经历了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后，也许是时候正本清源了：拨开虚无，回到常识，因为只有常识才最接近真理。当然，这并不否认守正创新，因为常识也是在悄无声息的与时俱进和披沙拣金中成为常识的。这自然决不意味着排中律。 从形式的角度看，《模糊》和《十七岁》两部小说本属一体。它们犹如俄罗斯套娃或中国套盒里的大娃与小娃、外盒与内盒，在十七岁这个貌似简单的年龄纵断面上镶嵌了若干个十七，同时又将这些不尽相同的十七前后左右自由挪移，纵横捭阖，行当所行，止当所止。而那个绰号“模糊”的二哥，恰是小说《十七岁》中叙事者“我”有意从略的那一个十七岁。惟其如此，才有了小说《模糊》，并且它是以有关主人公二哥“模糊”的佚名书稿作为主体的，虚构与真实水乳交融。形式和机巧如盐入水，化于无形！ 其次，田先生的这一个十七岁可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一种比喻，或者一抹艺术象征，它的确也是深彻的内容。如果传统西洋人大概率地将十五岁定格为人生的一个节点，那么在我们的传统中它兴许就是十七岁。盖因他们十六岁行成人礼，而我们通常是十八岁行成人礼。如此算来，我们的十七岁，犹如他们的十五岁，显然是在个人将成年未成年之际。这也是为何维特不是少年而是青年的原由②。屈为比附，梁启超言下作为少年的能指，则大抵也是以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为所指的。 “少年强，则中国强”。多么豪壮，多么激情澎湃！梁启超没有说错，错的是田先生笔下的这些看似有罪，实则无辜的少年。他们不强，他们是羔羊，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中，他们是那么身不由己，那么无能为力。叙事者不能不给予由衷的同情，哪怕是对那些背叛和戕害过“亲人”，譬如二哥“模糊”的女人，那个移情别恋的六儿： 她把离婚的责任推给张书铭(叙事者的二哥——引者注)，这一点我能理解。我知道她需要一个谎言对孩子有所交代……③ 更有甚者，叙事者甚至原谅或基本原谅了那个揭发二哥“模糊”张书铭的第一任嫂子李梅，尽管曾几何时这个女人为了“进步”或从众，不惜反目构陷丈夫，并当众宣布与其离婚，使原本已然跌入另册(或者冷册)的模糊的命途雪上加霜。此后，由于身份特殊，模糊接连遭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打击和身心摧残，直至在姗姗来迟的平反后像模糊烟一样消散，并彻底从人间蒸发。它既是历史，也是文学；既是时代社会的镜像，也是个人心灵的艺术外化。田先生对此寄予无限情愫，这也是他对于亲情、爱情、友情和文学的既平和又奇崛的想象。我相信其中有真实，也有虚构；有悲悯，也有隐忍，其背后则是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田先生的这两部小说感动了我。它们举重若轻、此处无声胜有声地娓娓道来和自由切换，改变了一般历史小说和人物传记的套路，借用经纬概念，它们在人物故事的历时和共时中编织出一幅幅哀而不伤、怒而不谤的生活和艺术双重透视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