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20)01-0018-12 1918年5月，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5号上，沉寂一段时间后，各类阅读评论风起云涌，可谓壮观。但是，这些评论几乎都倾向于一个方向，较少对其文的深沉龃龉展开详细论说。而众多评论往往因为其巨大的“影响力”而被载入文学史，也导致《狂人日记》常常被冠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①等殊荣。当然，将文本标签化本身就是文学史的话语权力偏向，必然会接受无数的挑战。比如，鲁迅有这样的说明：“《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②虽有自谦，但也是自我权衡的结果。《狂人日记》篇首的小序，不是白话文，而是文言文，后面十三节才是白话文(也是文白夹杂)，所以上述“殊荣”似乎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讹。尽管目前众多文学史著作都极少有对此类说法审慎地界定，文学史家也多没有异议，但是仅因其人其著的影响力和历史地位，以讹传讹遮蔽某种历史真相，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与缺陷。况且，有学者指出，在鲁迅之前，陈衡哲就尝试了白话小说的创作。“陈衡哲的第一篇小说题为《一日》，刊登在1917年的《留美学生季报》上，比鲁迅的《狂人日记》早数月，是新文学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这部小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相比，都有很多开创之功，小说由一系列对话构成，几乎没有叙事内容，但全是白话文，没有文言文的多少痕迹。当然，《一日》“并不是一篇很特殊或耐人寻味的小说”，又发表在影响力极小的《留美学生季报》上，没有被文学批评家、史家所高度重视，也是常理之事。③ 凡此种种“挑战”至今难成定论，但却表明《狂人日记》阅读与解释的活力，说明其仍有诸多重读的可能性。不仅历史定位有待考证辩疑，就是其文本特征与意涵也有商榷之余地。因为“重读文本”不是对原来意义的彻底否定，而是一种修复式的疗救，是暂且撇开其后人给予它的耀眼夺目的光环后，细看文本内在的思想光辉。换言之，“就是对每一点叙述结构都保持敏锐的注意，并且着力研究意义的错综性”，④着意于文本整体性的研究，试图从作品内外之间读懂深意，直逼更为幽邃的思想洞见。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言，“鲁迅拒绝被别人收编，拒绝被别的文化收编，但同时也拒绝收编他的读者。他和读者一样，都是真理的探讨者，绝不是真理的垄断者，也不是真理的宣讲者，他和我们一起探讨真理。”⑤因此，对《狂人日记》的重读，从“头”切入，意味着不仅立足于文本“小序”的思想文化内涵，也注重探究文本生成源头的经验转化技艺，更深入讨论文本呈现的“头”部形象特征以及“狂人”“头”部的运转状态。当然，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祛除对鲁迅再符码化的实际行为肯定是艰难的，但尝试性地出发又未必没有其应有的意义与价值。 二、文本体式的意义 《狂人日记》⑥篇首是整篇小说的核心，后面十三节是对其的故事性阐释，其中的人物设置显示了主体的明显分裂与艰难融合状态。就“小序”而言，除了作为作者的鲁迅，主要包括余、某君、其弟三个主体，以及其弟患病、拜访良友、“日记”说明三个时空领域，其中的对话关系是余与某君晤面，相谈甚欢，而余与其弟，则只能以“日记”替代，并被“余”合“二册”为“一篇”，内在的对话时空显然有被“余”所收编的痕迹。而结合整个文本内容，我们知道“今隐其名”的“某君昆仲”都是“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而“其弟”是“狂人”，是“被吃的人”，“某君”(哥哥)是“吃人的人”。既然如此，作为“吃人的人”和“被吃的人”(“狂人”)的“良友”，“余”又是什么人呢？他是“真正的猛士”，是启蒙者吗？又会是跳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的圣人吗？但又何以为“良友”呢？除非“余”也是“吃人(chiren)的人”，更或者是“痴人(chiren)”⑦，都是非理性的“人”，是“疯子”。也就是说，在一定情况下，“余”“某君”和“其弟”在社会认知、知识构造与情感状态等方面具有同构性。由此，可以或者甚至是多数时候把“余”认为是“其弟”，通过“狂人”形象表现出“余”的真实内在——异己之人又是切己之人。这显示的是鲁迅内在的认同困境与焦虑，是一种虚无的存在转述。批判他者，但自己也在其中，批判的无力感、困惑乃至欺骗性显而易见。所以，鲁迅在写作的虚构性和批判、讽刺性之间的矛盾龃龉，其实是无路可走——“余”内心岂是能够活在“吃人”社会的“吃人”之人？ 鲁迅的小说受《资治通鉴》《儒林外史》等的影响颇大，常常“寓讥弹于稗史”，“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⑧发其隐情。又“偶阅《通鉴》，乃悟中国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⑨因而《狂人日记》吊诡之处是“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转换问题：篇首说“狂人”竟然痊愈，而不是被吃了！当然，根据文本中“狂人”与“哥哥”的关系，我们猜测这有可能是“某君”在撒谎，真相是“其弟”已经被其所“吃”，而“赴某地候补”是子虚乌有之推脱言辞。“吃人的人”还在，而且吃人的人还会有“婉曲”的解说之道。这就呼应了第十三节的声嘶力竭地呼喊：“救救孩子……”衬托出当时所谓“吃人”的“封建礼教”社会的阴森可怖，揭露了“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的可怜，更控诉了根深蒂固的“仁义道德”对人理智的戕害。当然，这也无形之中表明了反抗者的无能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