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推敲“自我” 当青年读者胡风请教《孤独者》里的魏连殳“是不是有范爱农的影子”时，鲁迅“不假思索地说：‘其实，那是写我自己的……’”①尽管他随即承认小说“也有范爱农的影子”，但来自兄弟和友人的追述旁证着，魏连殳的形象与经历更多取自鲁迅自身。可以说，在类自叙传的意义上，魏连殳与作者的“血缘关系”在鲁迅研究史中渊源有自，一种“私小说式”的解读由此成为进入《孤独者》文本的可行路径。②严家炎注意到鲁迅的自我解剖在小说中以复调话语的张力呈现出来，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是其内心体验一分为二的重要部分，将两个“纠缠的自我”合而观之才能完整地理解鲁迅的内在矛盾。③本文则试图将解读《孤独者》的路径铺设于如何理解小说中两个“纠缠的自我”的行动之上，而鲁迅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建立与行动的差异的展示，是借“客厅”这一重要的空间因素得以实现的。 一 从本家厅堂到客居之厅 《孤独者》第一节的情节发展设置于魏连殳的山村旧家，因祖母染病去世，魏连殳以“承重孙”的身份从城中回到寒石山担纲葬礼，在他到家之前，宗族的力量已经聚议要他“全部照旧”： 传说连殳的到家是下午，一进门，向他祖母的灵前只是弯了一弯腰。族长们便立刻照豫定计画进行，将他叫到大厅上，先说过一大篇冒头，然后引入本题，而且大家此唱彼和，七嘴八舌，使他得不到辩驳的机会。但终于话都说完了，沉默充满了全厅，人们全数悚然地紧看着他的嘴。只见连殳神色也不动，简单地回答道： “都可以的。” 据说关于祖母葬礼的这一段描写，出自鲁迅自身经历。④丸尾常喜指出中国传统社会里民间关于“人”“鬼”关系的交涉对鲁迅的思维有着深刻的影响，绍兴民俗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葬礼的举行”，并且“较之婚姻之礼，佛、道二教以及民间宗教的影响更为显著”。⑤宗族共同体对魏连殳提出葬仪“照旧”的“三大条件”：“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⑥即直接地有所反映。 阐释魏连殳在葬礼上的行为时，许多研究者提到了“复仇”，以此作为理解“独异个人”与庸众(宗族以及村人)之关系的关键词，令看客无戏可看，正是最有力的反讽与抗争。从鲁迅作品序列中的“看”与“被看”的叙事模式来考量，魏连殳的“不反抗”由此得以在“五四”精英启蒙的逻辑线上自洽意义。不过，诚如钱理群在魏连殳身上看到的内蕴了鲁迅深层次的复杂的情感体验，以及由此体现的鲁迅本人和魏晋文人精神本质方面的相通之处：表面上的反礼教与事实上的真正的孝与“守礼”。⑦吴晓东在分析《在酒楼上》时也提醒，认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启蒙话语”意味着同时压抑了个人化记忆中对伦理、温情以及日常生活的“渴望和诗意”。⑧1908年鲁迅撰文《破恶声论》，内称“不悟墟社稷毁家庙者，征之历史，正多无信仰之士人，而乡曲小民无与。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⑨。对“迷信”之于中国社会的消极影响，鲁迅当然深有警惕，但他也看取其间内蕴使人心“有所冯依”的“诚”的要素，因而与“伪士”之“伪”构成了价值的不同面。“迷信可存”不仅仅是一句政治学意义上的文化口号，也包含着鲁迅对民间社会的关怀与对人情的内在体认。 在小说第三节，当“我”发问对他在祖母葬礼上的大哭表示不解时，魏连殳解释说，祖母其实是自己父亲的继母，因而在家族中处境孤独，自己从儿时起就看到正月间家族悬挂祖像的供奉仪式在礼俗上排斥了她存在的地位。绍兴民间的“拜岁”以浩大而持续的供奉仪式强调其道德与伦理上的轨范意义，⑩悬挂于厅堂的盛装画像上“自己的祖母”和活着的“家里的祖母”曾构成令儿时的魏连殳所“不可解”的对照，虽然在父亲死后一直由“终日终年的做针线，机器似的”继祖母维持家庭经济，但在情感上祖母似乎冷然于家族的接纳，如亲造“独头茧”般，直至死去。 探讨中国传统社会建筑空间的现象学时，白馥兰指出“妇女是制造家庭空间的实质上的参与者”，“‘女织’对于社会秩序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道德贡献；而其实际的重要性在于它使家庭免于穷困并交付租税”：一种“社会性的为母之道”由此生成。(11)可见本家的老屋尤其是本家老屋的厅堂不仅仅构成了关于继祖母故事或者说孤独者前史的背景线索，中国传统民居中厅堂通常位于住宅对称布局的正中央(绍兴台门周宅的平面构造图即显示了这种典型布局)，承担祭祀、日常生活的各种功能，因而在物理位置之外同时也是家族精神意识的中心结构，作为叙事结构中有意味的空间形式，魏连殳本家厅堂的意象至少引出两重不同的意涵：一方面，在祖母葬礼上它承担着丧葬仪式灵堂的功能，并将宗族传统所裹挟的那一套伦理机制以情节冲突(或者说冲突的意外搁置)的方式展示放大；另一方面，在魏连殳的回忆里，它构成观看继祖母个人生命史时重要的家族日常生活空间与精神空间，却又形塑着情感和社会位置的隔离。因此魏连殳所继承的祖母的“孤独”就不仅仅是心灵史意义上的孤独，而昭示着知识个体在面对乡村权力结构时，所遭遇的与传统血肉相连却又不得不做切割的社会史意义上的孤独。 如果说魏连殳的本家厅堂有鲁迅人生经验的“实”的一面作为创作的底子，那么从小说第二节开始他搬到S城之后“我”常去拜访的客居之厅则显得更为架空和虚构化。屋宅的主人是个鳏夫，与自己的母亲和四个孩子同住，连殳解释因为房主“没有续娶。——否则，便要不肯将余屋租给我似的单身人”，这样非典型的家庭组织设计为游离于社会秩序边缘的知识者建构出一个象征性的悬置空间，从本家厅堂所代表的家族、伦理关系(暂时)脱离出来，到客居在此与毫无亲缘、血缘关系的普通民众发生关联，空间转移的意义不仅巧妙地推动情节的拓展，也内在地折射着写作者对魏连殳的形象塑造。如研究者所言，从一个空间到另一空间的“转渡”会引起自我的变迁，(12)从厅(堂)到(客)厅的空间移动正对应着社会位置中作为个人的魏连殳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身份、论题的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