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一个叫郭路生(笔名“食指”)的下乡知青，在告别北京之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 我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便是在1970年代前后的那些年月，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到处传诵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诗的头两节。在那一刻，不是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在“抖动”，是年轻诗人的心在抖动。而现在看来，在那一刻，不仅是命运的列车驶出，也是中国现代诗歌在经过多年的荒芜后又开始了“新的转机”的时刻…… 2010年，也就是在食指写出这首诗四十多年后，另一位他同时代的诗人多多在美国接受纽斯塔特文学奖的受奖辞(《边缘，靠近家园——2010年纽斯塔特文学奖受奖辞》，《名作欣赏》2011年第13期)中这样宣称： 当初次听到波德莱尔、洛尔迦、茨维塔耶娃……的音节，一代中国诗人已经在感谢——这严厉岁月里创造之手的传递。词语，已在接受者手中直接成为命运。 这里，多多首先提到了(或在感谢)波德莱尔、洛尔迦、茨维塔耶娃这三位诗人，提到了“严厉岁月里创造之手的传递”。也许，这就是他在那个年代不仅成为一个诗人，而且最终选择了现代主义这个艺术方向的秘密。 现在，我们首先来看洛尔迦——戴望舒翻译的西班牙杰出诗人洛尔迦。美国诗人W.S.默温在谈到洛尔迦时曾说：“对我而言，现代诗不是从英语开始，而是从西班牙语开始的。”对于多多、北岛这一代人来说，情形可能正相同。 早在1933年，戴望舒就开始译介洛尔迦。洛尔迦于1936年被法西斯势力杀害后，戴望舒更真切地听到了从他诗中传来的爱与死的声音，并决定更系统地翻译这位悲剧性的天才诗人的诗，这就是北岛、多多他们有机会看到的在戴望舒先生逝世后经施蛰存整理出版的《洛尔迦诗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更重要的是，这不仅是中国读者第一次读到的洛尔迦，还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洛尔迦： 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 绿的风，绿的树枝…… 这是《梦游人谣》的开头。这样的诗一读就会令人战栗，这样的声音在那个荒凉年代对心灵的开启、唤醒和慰藉，是任何力量都难以比拟的。这就是为什么多多在受奖辞中会这样说：“诗，以其瞬间就能击中的力量袭击我们。” 戴望舒先生的翻译，以他作为一个杰出诗人的敏感和生命体认，致力于传达洛尔迦的声音，他也以此为汉语中的洛尔迦“定了调”。像《梦游人谣》开头的这个主题句“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译得多好！既饱含感情，又使全诗获得了它动人的音调。这是对声音奥秘的进入，是用洛尔迦西班牙谣曲的神秘韵律来重新发明汉语。当然，这也是相互发明，如“在远方/大海笑盈盈/浪是牙齿/天是嘴唇”(《海水谣》)，多么神异的画面，多么奇妙的韵律！一个来自汉语的“笑盈盈”，顿时赋予了一切以生命！ 当然，不仅是音乐性，洛尔迦诗中那些奇异的意象和超现实主义式的隐喻，也令人迷恋，它打开了中国年轻一代对诗的感知和想象力，如“繁星似的霜花/和那打开黎明之路的/黑暗的鱼一同来到/……山像野猫似的耸起了/它的激怒了的龙舌兰”“千百个水晶的手鼓，/在伤害黎明”(《梦游人谣》)，等等。这一切，同样有赖于一位译者精确的把握和翻译，像“无花果用砂皮似的树叶/磨擦着风”，多么富有语言的质感！ 北岛多次提到洛尔迦这样的诗句“黑橡胶似的寂静”“细沙似的恐怖”(《西班牙宪警谣》)。即使是叙述性的诗，那语言的力量也令人战栗：“她的浆过的短裙/在我耳朵里猎猎有声”(《不贞之妇》)。从此，这样的诗在中国年轻一代的耳朵里“猎猎有声”了——它不仅在当时的“地下文学圈”和知青中到处流传，在北岛、芒克、多多、方含、顾城等人的早期作品中，我们也分明听到了洛尔迦的回声。 这就是戴望舒所译的洛尔迦。这样优异的翻译，使洛尔迦诗歌的魅力和汉语的神奇同时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它成为唤醒中国年轻一代的不可抗拒的声音，也使他们如梦初醒般地体会到了什么才是诗。我们知道，北岛、多多、芒克并非生来就是“现代派”诗人。他们的创作大都经历了从旧体诗、时代的主流诗歌和革命诗歌模式，到受西方浪漫主义诗歌影响下的青春抒情，到最后转向现代主义这样一个历程。他们在戴望舒译洛尔迦诗歌中接受的，正是一种现代性的艺术洗礼。 至于多多在受奖辞中首先提到的波德莱尔，对他们可能产生了更为深刻也更为重要的影响。 多多所说的波德莱尔，毫无疑问，是女诗人陈敬容翻译的波德莱尔。虽然一些中国现代诗人和译者早就开始译介波德莱尔，但是陈敬容的翻译，包括刊登陈敬容译文的《译文》1957年“波特莱尔专辑”(今通译波德莱尔)，对多多、北岛他们那一代所起到的“开天眼”般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此前一切的翻译。 为纪念波德莱尔《恶之花》初版一百周年，《译文》1957年第7期以专辑形式刊出陈敬容选译的九首波德莱尔的诗，还刊登有苏联评论家列维克的《波特莱尔和他的“恶之花”》、法国著名诗人阿拉贡的《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恶之花〉百年纪念》(该文由沈宝基译)。在该文中，阿拉贡像当年的雨果那样，极力为波德莱尔辩护并高度称赞其诗：“只有波特莱尔能给我们这样的东西：‘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 这一期《译文》上陈敬容翻译的九首波德莱尔诗，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北京“地下文学圈”里流传。它也注定会在那个苦闷的年代激发起“新的战栗”(这是雨果对《恶之花》的盛赞，称它给法国诗歌带来了“新的战栗”)。在小说《波动》(1974)中，北岛就借主人公之口说：“我喜欢诗，过去喜欢它美丽的一面，现在却喜欢它鞭挞生活和刺人心肠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