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子间是老上海里弄房子灶披间上盖的狭窄低矮小房间，租金低廉，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文化人都曾租住过。现代文学史上不乏描写亭子间生活的文学作品，一些作家甚至以亭子间为著作题名，如鲁迅《且介亭杂文》，周立波《亭子间里》，周天籁《亭子间嫂嫂》等。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从上海亭子间来的”“很多同志”，他们“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①这些话让“亭子间”更为人所熟知，住过亭子间的文化人也被打上了左翼烙印，成为多少带有贬义色彩的“亭子间文人”。当前研究大多不脱左翼政治文化大框架，但也开始注意到他们超过了今天所说的左翼文化人范畴②。回到历史语境去重新考察，尽管各自立场不同而关系复杂，笔者发现他们大都以“亭子间英雄”自居，甚至共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上海新书业的繁荣，故而更愿意用较为中性的“亭子间文化人”来描述。而对其进行历史考辨，将为我们重新辨认左翼文化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文化中的位置与活动提供新的视角。 一 大革命余绪中的亭子间文化人 上海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大量文化人在大革命失败前后流寓到上海租界亭子间，成为特殊景观。他们过着贫困的波希米亚式生活，但承载着大革命余绪，或多或少与政治有一定联系。左翼文化人的回忆可以佐证，如周立波曾说，“亭子间开间很小，租金不高，是革命者，小职工和穷文人关于居住的地方”③。胡兰畦回忆说，“这些小小的亭子间，蕴藏着许多革命的火花”④。近年有人做过左翼文化人亭子间居住情况考述，不再赘述⑤。 但居住在亭子间的文化人还有更多并非左翼人士。《毛泽东选集》中给亭子间的注释说，“解放以前，贫苦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机关小职员，多半租这种房间居住”⑥。有的回忆文章罗列得更为详细，认为亭子间居民多为“流浪艺人(包括落拓文人、戏剧家、美术家)，投稿文丐，大中学生，情男爱女，中级职工，练习生徒，失业分子，江湖术士，劳动工役……”⑦或许更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即使都是因大革命失败流寓上海亭子间，还有许多人持其他政治立场。胡秋原从桂系军阀大肆杀戮革命青年的武汉逃离到上海时，这位曾经加入过共青团和国民党的湖北省国民党党部周刊《武汉评论》编辑，见到了许多和自己境遇相似的文化人，包括已脱离党组织的武汉大学文学社团“星野社”的朋友们，和钱杏邨等一起从武汉革命政府宣传部转移过来的大学同学杨邨人等。王礼锡给一位不认同托派刘镜园等主张的亭子间文化人这么回信：“从侠民处知道你是一位刻苦好学的青年，三个人挤着住在一个六块钱一月的小亭子间里，自己用火油炉烧饭；可想见满房油烟气味弥漫中埋头读书写文章的精神！”⑧ 亭子间居民社会地位边缘，身份复杂多样，有较大流动性，居住时间也不十分固定。完全能够想象得出，尽管亭子间人居环境较差，这种政府治理的边缘地带，给从事地下政治活动或其他需要隐藏真实身份的有关人等提供了极大便利。他们能够伪装、快速逃亡或者转移，南京政府的追捕相对不那么容易。楼适夷回忆自己找阿英，阿英的儿子在门口玩，替老子放哨。⑨沈从文回忆胡也频对自己房子的前后结构十分熟悉，随时都能从前门或者后门等地方逃亡或者钻出。⑩不仅如此，亭子间也仍然是他们隐蔽和从事活动的空间，如许美勋回忆自己和冯铿把南强书局的亭子间作为左联的一个交通站。(11) 但亭子间文化人也难免会被怀疑和某些有组织的反对南京或者反对其他派别的政治团体有关，他们是被监视甚至是相互监视的。“五四”时期创造社作家对此已有深切体会。郁达夫是较早写亭子间文化人生活的现代作家，其《春风沉醉的晚上》(1923年)写一个住在“贫民窟”的作家，依靠翻译和创作为生，“神经衰弱”“深夜游行”，隔壁住户陈二妹甚至于“疑我天天晚上在外面与小窃恶棍混在一块”。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监视和搜捕更是疯狂。夏衍曾说： “我们的同志，假如是单身住亭子间，身份又不清楚，或者没有职业，或者衣着装束与一般人不同(在当时我们有些年轻的文艺工作者缺乏经验，的确有人喜欢蓄长发，穿乌克兰式衬衣，带大红领带，作为艺术家的标志)，或者不按上海一般人的生活规律活动的，就会引起房东、邻居的注意而被看成共产党，甚至被人向工部局告发。”(12) 不仅是共产党，托派、第三党、国民党改组派等在当时同样属于被政治监视的人群。陈公博等创办的大陆大学和期刊《革命评论》等会被查封，贩卖《革命评论》的摊子会被砸，书店玻璃也会被“铲共电影同志会”砸碎。在国民党“清党”时期，有些地方军警甚至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予以逮捕。(13) 郑学稼(1906-1987)十分认同亭子间文化人身份，将其与巴尔扎克笔下巴黎浪子相比，他的回忆揭示了一群后“大革命”语境中亭子间文化人的存在：“当时在上海的‘浪子’，由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后的环境和一八三○年政变后的法国不同，也有不同的生活。但他们‘用想象做经济，用贫穷做勇气’却是一样。这群‘亭子间英雄’，大多数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退伍战斗者，或是革命的逃兵”(14)，而“所谓‘亭子间英雄’，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典型青年”(15)。郑学稼早年加入过共产党，后来成为“反共理论大师”，思想上认同托派。据说“生性倔直，脾气古怪”(16)，其言当有一定可信度。他认为这群亭子间文化人“中间的确有人受到新沙皇的收买，愿意把南京变为莫斯科，但也有人‘拟定推翻俄罗斯的计划’”(17)。根据郑学稼反共立场可以推断，前者指涉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左联和其他团体，而后面这样一群人当中，胡秋原是“当时上海亭子间英雄的代表者”。(18)郑学稼对共产党有不公之辞，对“自由人”胡秋原多有“褒奖”之意，固然因其政治态度与立场，但左翼文化人也未尝不在他所描述的后“大革命”语境下的“亭子间英雄”之中。当然，各个派别也有自己的“亭子间英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