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重印”是指新时期初期，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恢复中国现代文学一部分作家的历史名誉，在国内率先策划出版现代作家选集或流派选集的重要活动。这个活动看似孤立于刚启动的新时期文学之外，实际是以独特方式，参与了新时期建设的进程，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介入了当代文学观念的探索和更新的历史活动。由此可知，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八十年代版“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的重印始末，不单是对一次出版过程的梳理，还包含着对新时期文学多重复杂创作资源清理的意味。 一、五十年代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 作为中国头号的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现代文学传播和当代文学的出版上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一方面是国家赋予它的这种身份，另一方面则是冯雪峰出任该社第一任社长，因他的大力招揽，一大批知名作家、学者加盟编辑行列。这些人物已非一般意义上的“编辑”，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当事人、参与者。这就使人文社的编辑力量几乎是最好的，而且他们在五十年代与现代文学之间建立起一个十分畅通的桥梁。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人文社的第一炮是通过出版鲁迅著作打响的。1951年9月建社后不久，以重印鲁迅著作单行本为开端，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开始出版五四新文学作品。冯雪峰曾提出“古今中外”的出版方针，在五十年代冯雪峰、王任叔两任社长主政期间编制的出版计划和规划中都将“五四新文学”作品出版作为重点。1954年4月的《中央宣传部改进文学和美术出版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指出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出版“经过编选的五四新文学代表性作品”①。据陈改玲在《重建新文学史秩序：1950年-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研究》一书中统计，1952年-1957年以现代作家选集的形式，人民文学出版社大约出版了45位作家的45本选集，其中三分之二人选为左翼作家②。另有延伸到1959年的统计(包括在之前基础上“改头换面”出版的选集)是67种③。 冯雪峰作为左翼批评家和鲁迅晚年亲近者之一，自然会把鲁迅著作重印作为他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揭幕战。但他并不排斥其他作家，包括某些非左翼作家的作品，亦成为该社“名著重印”的下一批对象。今天看来，不是他不知道“文代会”和“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这一新的大环境，而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当代文学初期的运动惯性，还没有停止下来；或者说，还在文艺界众人的思维世界中惯性存在着、发展着，一时半会儿没有人能认清它的性质。更重要的在于，尽管胡风、丁玲已被整肃，然而当代文学初期的政策，对待现代文学作家的作品处理，还没有清楚明确的办法。我认为，五十年代现代作家选集出版，就是在这个暧昧不清的历史间隙中发生的。本文叙述这个问题的目的，不在它的重印，而在于说明，八十年代“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的重印，不单负有为这些老作家平反昭雪的历史功能，也是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必然结果。 当然，从这套所谓“五四新文学代表性作品”出版所列对象来看，冯雪峰和他的人文社团队，自然会在大形势下更为照顾“左翼作家”，而那些非左翼作家人数的减少并最初成为陪衬角色，也是历史的必然。“50年代作家位置的变动、转移，是左翼文学力量在40年代后期开始的对作家、文学派别进行类型分析，以确立‘文艺新方向’的结果。一批‘40年代作家’的‘边缘化’，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形。一是，一部分作家文学写作的‘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这种情形，更多发生在40年代末被称为‘反动作家’、‘自由主义作家’身上。沈从文受到批判，被排斥于第一次文代会之外，他任教的大学也不再聘用，后来转而从事文物研究。钱钟书本来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小说创作上，却也难以实现，而致力于古代文学研究。朱光潜、废名、萧乾、李健吾、师陀、陈梦家、吴兴华等的写作，也受到很大限制。”“这表明文学写作是更主要、敏感的‘意识形态’区域，也表明大学、研究机构与文学界的关系发生的变化。上世纪前半期的大学是文学创作重要构成的情况受到削弱，‘学院传统’受到怀疑和限制。”④ 本文勾勒上述背景，无意继续在拨乱反正的历史框架里，认识八十年代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也就是“名著重印”。而是事先交代一下人文社名著重印的历史情况，以便从更为技术的层面，看待八十年代名著重印的真实情形。当然，它无疑暗含着拨乱反正的意味，但我们不愿意把这次终于的重印完全限制在这个认识结构里。我是想不受限制地释放出更丰富的出版信息来。 二、八十年代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 今天来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现代文学编辑部门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变化。第一阶段，建社时“一编室搞中国现代文学”。但是这里的“中国现代文学”概念是包括了“五四”新文学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文学。第二阶段，专门成立了“五四”文学编辑组，隶属现代文学编辑部(室)。第三阶段，1980年后“五四”文学编辑组从其隶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室)剥离出来，与鲁迅著作编辑室合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室)(在一些回忆文章中也被称作“‘五四’文学编辑室”)。原来的“现代文学编辑部(室)”则改称“当代文学编辑部(室)”，不再承担“五四”新文学作品的编辑出版任务。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现代文学编辑工作到八十年代初时也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只编了几部文集和一些革命作家与左翼进步作家的作品”；第二阶段“注意到了从宏观上予以系列化，于是着手编选新文学三十年小说、诗歌、散文等集子……而且扩大了选集、单行本的面”；第三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仅开始编全集，而且扩大了文集的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开始编辑出版原本选印、文学流派创作、新文学史料和现代作家选集等方面的丛书”。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