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周作人携家人访日，引起了日本文艺界的广泛关注，《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改造》《中央公论》等知名媒体纷纷派出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这是周作人第一次引起日本文学界的普遍关心”(张菊香452)。国内文坛也密切关注周作人在日本的一举一动，第一时间报道了他与日本作家的会面，透露出国人对日本文坛动向的关心，其中也有人对他与日人的亲密互动表示警惕。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访日期间还受邀参加了在华最大医疗团体同仁会的午宴，接受了《同仁》记者的采访，但在迄今为止的周作人传记等资料中均未见言及。当时国内已有人对同仁会的性质提出质疑，而他对中日“亲善”充满了期许，并未对同仁会的医疗活动有所抵触，结合其之后的“落水”，此次周作人在东京与同仁会的接触值得重视。以下首先简要介绍同仁会与《同仁》杂志，对1934年夏中日媒体上的周作人访日报道做一汇总整理，并尝试对周作人与同仁会的往来及其意义做一考释。 一、同仁会与《同仁》杂志 同仁会成立于1902年6月，是日本在华最大的医疗卫生财团，其宗旨是为了向东亚诸国普及日本先进的医学、医疗，先后在北京、汉口、青岛、济南设立同仁会医院，在主要城市设立同仁会支部、诊疗防疫班、地区卫生研究所，在青岛设立同仁会医学校，为推动中国医疗、防疫、医学教育事业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日本战败后，同仁会解散，全面撤出中国。在现有研究中，同仁会在华医疗活动常被视为怀柔工作或文化侵略的一环，尤其战时受兴亚院指导，为日本伤病员提供医疗服务，配合日军开展宣抚活动，不可避免地为其蒙上了“战争协力”的色彩。1938年夏，中日两国学者在日军占领下的北京设立了东亚文化协议会，周作人出任会长，汤尔和担任协议会下设的医学部会长，同仁会理事宫川米次、永井潜、增田胤次等兼任医学部会员，其蕴含政治意图的文化活动呈现出同仁会内部的复杂性。 同仁会机关刊物《同仁》创刊于1906年6月1日，会长大隈重信在发刊词中指出《同仁》旨在提倡东亚和平文明的大义，帮助邻国普及先进的医学卫生。刊物设置了“社论”“论说”“卫生杂俎”“医界纪要”“同仁会录事”“海外通信”“杂报”等栏目，刊载内容丰富多元，撰稿者大多为同仁会成员(医师)，除了医疗卫生方面的内容外，还有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及风土人情方面的文章。1939年5月停刊。同仁会还在1928年创刊中文版《同仁会医学杂志》，副会长人泽达吉监修，刊登日本医学界最前沿研究成果及中国各地医学卫生调查报告，后改名《同仁医学》，1939年5月停刊。 同仁会医师在被派往中国前，均在东京神田清韩语学研究会学习过中文，随着在中国行医时间渐久，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也在加深，有不少成了半个“中国通”，对中国地域文化及国民性格等颇有研究，如布施知足的《游历中国的日本名士及其罹病》、本村仪的《诊疗室内所表现的中国人性格》等。《同仁》还译载了周作人的《穹袴、守宫、贞操带》，郭沫若的《在金刚山》《漂流插曲》《庄子》《后悔》《英罗提之墓》，郁达夫的《血泪》《山水与自然景物的观赏》，陶晶孙的《两姑娘》《中国土葬风水说》《苏曼殊与逗子》《青岛一瞥》等作品。日本医学博士大多具有较高的汉文修养，同时拥有医学、文学双博士身份者也不在少数，从上述日译作品中可窥见他们对中国文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同仁会在中国开展医疗活动，离不开国人的支持，他们首先将目光投向清朝官僚，为端方、盛宣怀赴日诊治神经衰弱牵线搭桥，并博得了盛宣怀的信赖，又将其列入“同仁会特别赞助会员”①。他们还想方设法向原留学生示好，与在日取得医学博士并有行医经历的陶晶孙、陶烈兄弟颇有交情，入泽达吉对脑科学研究者陶烈的评价颇高，为其遗著题字，提供出版的便利。周作人在中国文坛颇有名气，并对日本素有好感，自然受到了同仁会的关注，当得知周作人访日，他们自然不会错过与其“亲密”接触的大好机会。 二、周作人访日行迹及其相关报道 1934年7月11日，时任北平大学教授的周作人利用暑假携夫人赴日，7月15日抵达东京，他特别关注关东大地震灾后都市复兴状况，选择在留学时期居住过的本乡一带寓居，先入住神田芳千阁旅馆，次日转入本乡菊富士旅馆(林国材1)。18日，与徐祖正②一同访问日华学会，受到了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他们在“中国青年会”召开茶话会欢迎周作人。7月23日，周作人同徐祖正前往东方文化研究所拜访服部，8月2日，又与徐祖正至安房馆、西之滨参加留学生消夏园等活动，晚饭后还为留学生做了讲演。 与谢野宽、佐藤春夫、新居格、东大文学部副教授竹田复及中国文学研究界新人等策划，于8月4日下午六点在日比谷山水楼设宴招待了周作人与徐祖正。这一消息迅速传到了国内，6日，《时报》《新闻报》《天津益世报》转发了东京的电报文。现引用1934年8月6日《时报》上的《日人欢迎周作人徐祖正——举行中日文人联欢会》： 东京五日日联社电。中国文坛素负盛名之鲁迅其弟周作人氏及徐祖正氏，由日本文人佐藤春夫、有岛生马、新居格、岛崎藤村等名士，举行欢迎会于日比谷山水楼，自四日午后三时起开会，日本汉学界之学者如盐谷温、武田俊，此外如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第二课长柳泽健氏，均经加入，中日亲善之空气颇形浓厚，徐祖正与周作人均与在座诸人欢谈忆旧，极其融洽。中日文坛主张交换消息，会场至为热烈，旋于当日午后三时，各自尽欢而散去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