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时期文艺”的诞生 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国的文艺界，以中国文联和9个协会或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艺术联谊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中国曲艺研究会、中国摄影学会)及其会员为标志。1977年12月底，由当时归属于国家出版局领导的《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在海运仓胡同总参招待所召开的大会上，散见在社会各个角落里的原文艺界人士呼吁尽快恢复已经停止活动十年的中国文联和各个文艺家协会。中宣部重视和接受了大家的建议。当时的部长张平化在12月31日举行的闭幕式上口头宣布：经研究，同意文联各协会尽快恢复工作。恢复文联各协会筹备组由下列人员组成：组长林默涵；副组长张光年、冯牧(兼秘书长)；恢复中国作协和《文艺报》筹备小组：组长张光年，其他人员有李季、冯牧、孔罗荪、朱子奇。 按程序，中国文联正式恢复工作，还有待于召开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会。1978年5月15日(星期一)，中国文联各协会筹备组会议在礼士胡同54号文化部理论政策研究室办公室举行，讨论召开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的细节问题，会后向中宣部写报告并经批准，明确了有关中国文联与各协会关系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国文联恢复工作后的中心工作是筹备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组就是文联的工作机构。筹备组长就是文联的秘书长，副组长就是副秘书长，再增加吕骥、胡青坡、金紫光；胡、金是专职的。筹备组实际上就是党组，起党组的作用，直到四次文代会召开。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为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作了思想准备，为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新时期文艺”的诞生打开了通道。全会于1978年5月27日在北京西苑饭店礼堂开幕。参加开幕式的有文联全委、特邀代表、在京文艺工作者800多人；来宾有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副部长黄镇、朱穆之、廖井丹，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红旗》杂志社负责人熊复，《人民日报》负责人秦川，新华社社长曾涛，《光明日报》负责人杨西光，国家出版局局长王匡。会议由恢复中国文联和各协会筹备组组长、大会执行主席林默涵主持。中国文联副主席茅盾致开幕词。著名电影演员于蓝代读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稿《衷心的祝愿》。黄镇代表中央宣传部作报告，题目是《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筹备组副组长冯牧代表筹备组报告会议筹备经过。 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在中国文艺史上是一次重要而特殊的会议，它宣告了十年不能活动的中国文艺家自己的组织——文联及各文艺家协会重新恢复了。由于多年来被禁止活动，代表们聚集在北京，群情振奋，要求发言的人十分踊跃，秘书处先后收到发言稿70多份。发言中提出的问题和涉及的方面甚广，从重提深入生活，繁荣创作，加强文艺理论批评，到文学史的写作中如何清除历史的不良影响，等等。大会闭幕之后，出版了一本大会文集，将这些发言尽收其中，为文学史写作者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史料。 6月5日大会通过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说：“会议决定在明年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讨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任务和计划，修改文联和各协会章程，选举文联和各协会新的领导机构。会议对恢复文联和各协会筹备小组这一段工作表示满意，责成筹备小组继续负责筹备第四次文代大会。”《决议》第一次使用了“新时期文艺工作”这个词，从而宣告了“新时期文艺”的正式诞生。 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后，周扬应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同志的邀请到广州，并于12月9日在广东文学创作座谈会上发表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的长篇报告，提出和阐述了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歌颂和暴露、社会主义文学和它的同盟军、艺术的形式和风格、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文学艺术的领导等六大问题，第一次就新时期文学艺术问题发表了“系统意见”。 他所谈的“歌颂暴露”的问题，是新时期文学发展提出来的一个新问题，是理论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伤痕文学”的出现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一股汹涌的大潮，但它是一股应予热情肯定并加以引导的文学潮流呢，还是一股所谓“伤感文学”和“暴露文学”？在1978年的文坛上曾掀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一直延续到1979年的上半年。在文艺界，责难和反对“伤痕文学”的思潮，与当时出现的反对三中全会的思潮汇合在一起。周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争论的核心，旗帜鲜明地站在思想解放的立场上作出自己的回答。他说： ……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难道不应该对这种人(指《于无声处》中的何是非那样的人——笔者)加以暴露、加以鞭挞吗……轻率地称它们是“伤痕文学”“感伤主义的文学”或“暴露文学”，而对之采取贬低或否定的态度是不恰当的。① 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新方针的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