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751.1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1-153(37) 一、问题的提出与概念界定 民粹主义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是社会科学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苏联解体以后，乌克兰国内外政治与经济危机持续不断，民粹主义政党和思潮，对乌克兰国家转型进程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新生的民粹主义政党“人民公仆”及其候选人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横扫2019年乌克兰的总统和议会大选赢得执政权，引发了研究界对乌克兰民粹主义现象的广泛关注。 乌克兰不仅是欧亚地区民粹主义现象最为显著的转型国家，也是当今全球性反建制民粹主义浪潮席卷的突出案例。其民粹主义从何缘起，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发展，特征和动因又如何，对乌克兰政治产生了怎样的政治影响？透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与分析，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乌克兰国家转型困境的本质和趋势。 学界关于乌克兰民粹主义的研究文献，与对拉美和欧洲国家民粹主义的研究成果相比，明显稀缺，且主要以乌克兰语文献为主。对乌克兰民粹主义现象进行关注的较早的学术文献，可追溯到发表于苏联时期的维德林(Д.Выдрин)的文章“民粹主义技术—分析政治伎俩的经验”。①在随后的数年里，学界围绕乌克兰民粹主义的概念界定、起源、成因等若干重要问题，一直存在争论。第一种观点以乌克兰学者格里岑科(О.Гриценко)为代表，他认为对乌克兰民粹主义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的俄国古典民粹派。由于乌克兰民粹主义显著的“文化本质主义”特征，并强烈映射到文化和政治层面，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在近代的发展与历史是一脉相承的。②中国学者马龙闪也做出了相似的界定，他认为在整个沙俄地区，民粹主义是沙皇专制农奴制度走向危机和资本主义微弱发展的产物，因此其产生应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的俄国社会。③第二种观点认为，整个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政治与社会都应当被视为(民粹主义)研究的对象，这也是早期普遍的观点，是基于对民粹主义现象较为“广泛”的解释。罗马纽科④、维拉·乌勒佳克⑤、尤里·马卡拉⑥等人指出，鉴于现代乌克兰政党意识形态与民粹主义特征的联系，民粹主义可以被认为是乌克兰独立后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政党所固有的特征。即，在现代乌克兰政治中，所有政治力量都有民粹主义倾向。基扬卡(I.Б.Кiянка)认为，这种简单的界定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因为民粹主义在该国的苏联系统垮塌之前无从谈及，正是公民政治的出现，才使该国的民粹主义有了表达形式和发展方向。⑦第三种观点反对一概而论，强调要对乌克兰的民粹主义现象进行更准确的解释和判定。此种观点将乌克兰当代民粹主义的起源判定为，从反对库奇马运动到“橙色革命”爆发的政治转变阶段(2000-2004年)，或“后共产主义国家第四次民主化浪潮”时期(1996-2004年)。⑧帕夫连科⑨、伊万·波博奇⑩认为，由于民粹主义现象的复杂多样性和模糊性，民粹主义和蛊惑人心的政治行为不能简单等同，对于作为政治斗争方式的民粹主义和意识形态化的民粹主义，二者之间必须加以区别，而后者则始于21世纪初的乌克兰。乌裔加拿大学者塔拉斯·库兹奥在此基础上直接指出，乌克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发源，是“尤利娅·季莫申科联盟”党团(BYuT)的出现。(11) 民粹主义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有争议的术语，可用于指称各种各样的现象。(12)政治学家威尔·布雷特将其描述为，“一个因滥用和误用从而导致概念畸变延伸的经典案例”。(13)所以目前研究界用来解释民粹主义核心要素时，多采用一种共识性框架，即，从三个重要且紧密联系的特征，来更好地理解和判定民粹主义的定义。一是分别将人民和精英视为两个(在各自内部)高度同质化的群体；二是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建立一种本质上是道德性的敌对划分；三是将人民视为在道德层面掌握绝对制高点的一方，并强调从精英手中恢复或夺还“被窃取的”的人民主权。(14)同时，民粹主义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的集合。其意识形态对政治的“广泛”认识，只取决于一个单一的分歧，即“好人民”与“坏精英”之间的道德冲突；其政治行动则是遵循由“精心修饰的大众形象”的领导者，率领一个虚构的、包含全体“人民”的子集，运用政治运动手段实现特定的政治动员，其特点是自下而上性和不妥协性。 笔者认为，以上定义可以更明确地对“乌克兰民粹主义”这一概念进行界定。第一，在不同时期，乌克兰政治参与者的集体行动动机，是否紧密而明确地与上文所述的这种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第二，在该意识形态指导下，以“人民”身份为主导的政治行动方式，是否能够直接引领或极大地加强乌克兰社会的民间政治动员。第三，由于民粹主义对“人民”和“精英”的泛化定义，(15)使得民粹主义者可以自由地与“政治光谱”上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因此，乌克兰某一较大政治团体或其领导人，在短时间内出现的高度变化或矛盾分裂的意识形态表达，也可以被视为判定与甄别乌克兰民粹主义现象及其规模的重要指标。 基于这种对民粹主义“严格”的衡量标准设定，可以发现，乌克兰作为一个民族独立意识较强的苏联共和国，其在苏联末期和独立初期，乃至1994年的议会大选，虽然存在一系列政治运动并诞生了多个较有影响力的政党，然而其最大的动员驱动力与合法性，仍是由“反苏联”和“去共化”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以及对民主权利的呼吁所共同推动的；而非源自“人民”与“精英”的二元对立。尽管在东欧和中欧国家，政治危机和反建制政党都是伴随民主化开始出现的，但此时反建制行为者的发展程度，还不足以在乌克兰制造一种长期的、全系统的政坛洗牌，或是一场选举“地震”。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多数政治精英，都分别流入了乌克兰社会党、劳工党和1994年恢复称号的乌克兰共产党之中。这使他们在乌克兰政坛中的影响力和声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留。依靠在该系统中偶尔出现的一些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特定表述，无法揭示该时期乌克兰政治和民粹主义之间的明确关系及程度，充其量只是“模糊”。与之相反的是，在2000年底开始的“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运动中(16)，运动领袖和抗议者们愈来愈明确地表达出反寡头和反建制情绪，包括对社会正义的要求、对经济不平等的愤怒、对“人民权利”恢复的愿望，以及对以库奇马为首的传统政治精英的谴责与声讨。“惩戒行窃的腐败精英”作为当时的重要口号，不仅体现了这场持续性冲突的道德性(17)，还体现了无妥协的对抗性。从2000年底的“磁带丑闻”引发的抗议开始，乌克兰当局就不被视为合法竞争对手，也没有被赋予足够的辩论和解释的空间，只因他们是“人民的敌人”。这些都使这场长达四年多的反对库奇马政府的持续性政治浪潮，不同于其他一般形式的民主化政治运动。除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模式上符合前文对民粹主义的定义，“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运动，还带有“西方和苏联现代化的双重融合”愿景，既包含了对西方民主契约精神的渴望，也有着对苏维埃国家“秩序”道德责任的期待。(18)其兼具左右翼的矛盾且分裂的意识形态表现，是现代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从而使得这场政治运动对于乌克兰而言，不仅是“一场席卷中东欧国家民主革命的浪潮”，更代表着民粹主义开始在乌克兰现代政治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对乌克兰民粹主义的研究，也将以此作为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