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西方国家一改对非洲发展的悲观预期，欢呼“非洲的崛起”。①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非洲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治理改善之间的良性循环正在形成，为其未来发展奠定了有利基础。自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赢得独立以来，作为整体的非洲不仅克服了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更实现了内部社会经济的跨越式转型，推动自身政治治理取得重大进展。尽管存在明显的国别性差异，但就非洲大陆整体而言，其政治治理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的演变，即独立后头十年的继承性治理，此后近20年的本土化治理，冷战结束后的西式民主化治理，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的自主化治理。塑造非洲政治治理演变的核心力量来自四方面，即内部自上而下的国家政府和自下而上的草根力量，外部的非洲地区/次地区力量和其他国际力量。一方面，这4个要素的持续互动使非洲政治治理长期处于一个类似十字路口的困境，即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治理理念、模式与实践之间的合理平衡始终未能有效实现。另一方面，非洲政治治理的钟摆振幅正逐渐缩小，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理念、模式与实践的融合正催生非洲自主治理的创新模式。这一自主治理模式的探索，也因非洲整体自主性的上升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两大发展而得以强化，并正为非洲政治治理的未来发展奠定了较为有利的基础。 非洲政治治理的历史演进 民族自决原则尽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出的，但大规模民族自决的实现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为典型地体现为大量非洲国家相继独立。1960年被称为“非洲独立年”，因为该年有17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尽管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独立，非洲国家总体自强、自立，政治形势趋于稳定，但作为整体的非洲政治治理很大程度上并未取得预期进展。直到今天，与其他地区相比，政治动荡与冲突仍然是影响非洲国家政治治理的突出问题。根据美国系统和平中心(Center for Systematic Peace)的统计，在1960～2018年间，非洲国家共计发生成功政变85次，失败政变155次，官方揭示的政变密谋84次，未经官方证实的政变传言72次。即便进入21世纪后，非洲国家仍发生9次成功的政变，上述四类涉政变事件共计有95次。尽管如此，如果将视野放得更为长远，毋庸置疑的是，非洲的政治治理在独立后的60年里取得了重要进展。总体而言，非洲国家的政治治理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在独立后第一个十年里，非洲政治治理的基本特征是继承性治理。非洲新生国家领导人承认殖民统治者留下的“主观”边界，接管原殖民国家并由自己去统治，继承原殖民国家人为设计的国家结构。②换句话说，大多数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初并未采纳新中国建立之初“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做法。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或新生政权当政者，大多在英、法等前殖民宗主国接受教育，这赋予继承性治理以知识上的合法性；二是当时的主权国家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仍来自对特定领土的有效统治，这赋予继承性治理以有效治理的合法性；三是大多数非洲国家短时间内迅速获得政治独立，年轻的新生国家领导人远未做好政治治理的理论准备，这赋予继承性治理以时间上的合法性。由此而来的政治治理结果是：一方面，非洲各国追求独立过程中所运用的知识，根本上是由前殖民宗主国所提供或教导的；另一方面，由于采用继承性治理，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深受西方国家政治治理理念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并未改变殖民时期的治理结构。尽管如此，政治独立使非洲民族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红利，政治治理稳步推进，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进一步强化了继承性治理的合法性。 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继承性治理的弊端日益显现。一方面，在相对快速的去殖民化过程中，尽管政权转移到非洲本土精英手中，但殖民时期的种种矛盾继续存在，同时本土精英的崛起又催生了新的矛盾，非洲国家的合法性只是被移交了，而非得到重塑；③另一方面，受外部国际经济环境不利因素的影响，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国内政治与社会矛盾迅速显现，清除殖民主义遗产、寻求独立自主的本土化治理迅速走上前台。这一时期，非洲政治治理的基本特征大致包括三方面：一是诸多非洲国家政党政治发生变化，一党制和强人治国渐成主流。事实上，除博茨瓦纳、冈比亚和毛里求斯之外，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均采取一党制政治制度。④二是在政治体制迈向本土化的同时，非洲各国也开始追求具有明显本土色彩的经济发展战略。例如，加纳的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坦桑尼亚的尼雷尔(Julius Nyerere)和马里的凯塔(Modibo Keita)等选择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而如肯尼亚的肯雅塔(Jomo Kenyatta)和科特迪瓦的乌弗-博瓦尼(Felix Houphouet-Boigny)则奉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⑤三是两极对立的国际格局使非洲国家有较大的政治治理模式选择。因此，这一时期，尽管非洲国家在探索本土性政治与经济治理方面不断努力，在内外因素的制约下，其实际效果未彰，反而陷入政治经济困境。到1989年，很多非洲国家存在一党专制现象，有32个非洲国家反对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国内各类政治力量政治参与度较低，未实现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据统计，从1960年到1989年，在29年非洲国家举行的150场大选中，反对派政党未获得一个席位。⑥与此同时，在70年代中后期国际石油危机及自然灾害的重创下，非洲经济急剧恶化，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参见图1)，使非洲国家社会矛盾突出。非洲各国当政者的长期执政能力虽并未受到重大影响，但严峻的经济形势削弱了非洲国家领导人的执政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