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夫人”到“孙宋庆龄”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20)01-0090-12

       以往宋庆龄传记，不可避免地将焦点对准她本人作细致的研究和呈现，但却往往虚化周遭的人与事；而中国现代通史研究中，宋庆龄常常被淡化，最多被贴上“左派”的标签了事。落差如此之大，使我不禁想将她置于历史之中，了解她究竟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她在大革命的大磁场中，如何保有自己的小磁场，如何作用于这个大磁场，如何与其他的个人磁场互相作用?

       孙中山去世后，以往较少在公开场合参加国民党活动的宋庆龄曾计划与弟弟宋子安去美国，但是，她敏锐地觉察到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很快放弃这一想法，决定留下来投身于孙中山的未竟事业。1926年1月，宋庆龄作为广东省代表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自此加入国民党的领导阶层。

       然而，宋庆龄真正作为国民党左派参与决策，始于1926年冬她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简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①委员。1927年3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宋庆龄被推为会议主席团五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汉国民政府之中，宋庆龄投身于国民革命，以及反抗“四一二”等一系列叛变的斗争，在汪精卫“七一五”清共前一天的7月14日，宋庆龄写下《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一文后离开武汉，踏上了一条真正捍卫孙中山思想的道路。自1926年底到1927年7月，宋庆龄完成了从“孙夫人”到具有独立政治人格的“孙宋庆龄”的蜕变。

       一、融入左派

       1926年11月，宋庆龄和孙科、徐谦、宋子文、陈友仁、顾孟余、鲍罗廷等60余人作为先遣人员，离开广州前往武汉，为迁都作调查和具体部署。12月13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鲍罗廷为总顾问，宋庆龄为委员之一。由此开始了国民党左派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时期。

       宋庆龄加入武汉国民政府，壮大了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她也得到左派的拥戴。与宋庆龄关系比较密切的人物有陈友仁、孙科、宋子文、何香凝、邓演达、徐谦，他们构成了武汉政权的中坚力量，其团结和默契既有历史渊源也有思想基础。有关人物情况如下表：

姓名	1927年年龄	职务	参加革命时间	与孙中山关系	所受教育程度	接受教育地点	备注
宋庆龄	34岁(1893年生)	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中央执委政治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委员	1913年	夫妻	大学	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
陈友仁	49岁(1878年生)	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委员、外交部长	1918年	秘书	大学	特立尼达西班牙港(所学为法学)
孙科	36岁(1891年生)	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委员、交通部长(后任青年部长)	1910	父子	硕士	美国加州大学本科，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宋子文	33岁(1894年生)	中央执委、临时联席会议委员、财政部长	1919	英文秘书	博士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
何香凝	49岁(1878年生)	中央执委、临时联席会议委员、妇女部长	1905	同盟会员		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博物科
邓演达	32岁(1895年生)	中央执委军事委员会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农民部部长	1909	同盟会员粤军军官		保定军校
徐谦	56岁(1871年生)	中央执委常务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主席、司法部长	1912年	国民党参议		光绪朝进士，入翰林院仕学馆攻读法律。	1913年入基督教圣公会，发起组建全国基督教救国会。

       从上表可以看出，宋庆龄及其身边的国民党左派年龄最小的32岁，最大的56岁，平均年龄41岁，正值青年和壮年之间，精力充沛拥有革命激情；参加革命的平均年限有14.7年，具有实践经验，有实行力和号召力；学历远高出同辈，且各有所长，大部分有在国外留学的背景，接受过较全面的欧美教育，在他们的圈子里，很多人英语要比中文流利，属于知识阶层；和孙中山关系极为密切，或是他的亲人，或是秘书，或是部下，在党内有一定的威望。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经验丰富的鲍罗廷指导下，在活力四射的共产党的协助下，将武汉国民政府初期的革命领导得有声有色。

       具体来说，陈友仁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是推进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有力助手，甚至孙中山的《致苏俄遗书》也是由他来起草、孙中山签字的。在武汉政府初期，陈友仁作为外交部长，出色地完成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历史性任务。宋庆龄在收回英租界一事上的强硬态度，一定程度上也感染了陈友仁。陈友仁是一位比宋庆龄老练的革命家，他有时以宋庆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陈友仁与鲍罗廷的关系十分友好，在坚持联俄问题上，他与宋庆龄意见完全一致。因此，鲍罗廷的存在，增进了他们的友谊。1927年8月，宋庆龄在他的陪同下到达莫斯科。陈友仁与宋庆龄在整个武汉时期，在公事上很默契，私谊上十分诚挚。

       孙科在联席会议期间，作为家人代表出任孙中山葬事筹备委员，与宋庆龄共同筹划孙中山的安葬事宜。在政策决策上，宋庆龄在中央执委会和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身居要职的孙科一般都给予援手。比如在二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提出卫生问题极为重要，提议增设卫生部。孙科不但表示支持，并加以说明：“卫生关系地方人民健康，至为重要。各国于此皆极注重。为民众卫生计，目前亦确有此种需要，中央设一卫生部规划一切，确为应有之事。”②三中全会决议通过增设劳工、农政、教育、实业、卫生五部。同年4月20日在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宋庆龄反对给《自由西报》津贴，她的理由是：“我们自己又不是没有英文报，津贴他们干什么?津贴他们，他们攻击得利害些!”陈公博则同意给予津贴。谭延闿表态再审查一个月。陈友仁说：“《自由西报》上月攻击鲍顾问所发的号外，世界各国都有了，或者他们倒是接受了上海方面的津贴。”孙科则干脆地说：“为什么?帝国主义者的机关报!”表示反对给予津贴。会议最后决定不给该报津贴。③后来，孙科一度紧随鲍罗廷反对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五次扩大会议上，孙科与鲍罗廷要求会议给蒋介石一个训令，命蒋从上海回南京，指责蒋在上海与帝国主义勾结，形成了一个反动的中心，孙科态度十分强硬。1927年4月中旬以前，孙科与宋庆龄政见基本相同，这是他们相处最为愉快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