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足见粮食对战争与军队的重要性。抗战时期，无论国共，征兵、征粮均是头等大事。而兵、粮均来自最底层农户，能否有效、顺利征收，最能考验一个政权或政治势力在战争环境下的执政力度与生存能力。包括基层政权是否完善，民众动员体制是否建立，政治宣传组织是否有效，相关技术手段是否到位……这些都会制约粮食工作的开展。本栏刊登的两篇文章，分别对国共两党(军)在抗战时期的有关粮食问题进行了研究。 对国民党而言，由于处于执政地位，其军粮征购、储输、拨补等总体上可以依托国民政府一整套行政体系来完成，但毕竟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每一环节所负责的机构需要高度协调配合，在战时环境不断变动、技术条件极差、粮政从业人员素质低下等因素制约下，问题丛生在所难免。刘树芳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陆军粮政述论》，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陆军军粮的征购系统与储运补给系统及其运作程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粮政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评价分析，并指出国民政府陆军军粮供给不时出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民政府丧师、失地的原因之一。对中共而言，情形又有不同。中共素以擅长底层动员著称，征兵、征粮的能力均远超国民党。不过，中共有些根据地与日伪占领区、国民党控制区交错并存，在这些地区，中共获取粮食不是仅靠征收工作就能解决，在征收前后需要进行一系列反抢粮斗争。王士花的《中共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粮食保卫战》再现了中共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保卫、征收粮食，需要进行复杂的武装斗争、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情况，反映了山东根据地的粮食保卫战看似简单，实则近似于一场总体战。中共在山东为获取粮食进行的全面对敌斗争，实际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共党政军民一体化的行动机制及其效力。 近年来，抗战时期的粮食问题是一个研究热点，学者们从诸多方面对国共两党粮食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对战时国民政府陆军粮政体制的建立、调整及其运作问题尚缺乏系统深入研究，对敌后与日伪占领区、国民党控制区交错并存的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粮食保卫斗争问题着墨不够，本栏目两篇文章一定程度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同时，将两篇文章联系起来看，不仅能体会到国共两党两军动员力、执行力的差异，也能进一步感受到中国抗日战争的艰难困苦和曲折奋斗历程。 中图分类号：K265；E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9)04-0001-17 主持人简介：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江学者。 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敌后的生存与发展无疑是以解决粮食问题为先决条件的，而粮食又是日本在华北攫取的重要资源之一，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成为日本的兵站基地，日本对华北的粮棉等物资的依赖增强，实施经济封锁等措施严格限制重要物资的外流，粮食更成为中共与日伪争夺的重点。已有研究①多关注中共的粮食征收及合理负担政策的实施，但中共获取粮食绝不是仅仅靠征收工作就能实现的。因为山东中共在敌后与日伪占领区、国民党控制区交错并存，三方对当地都有粮食需求，或明或暗的争夺不可避免。而且，日伪经常性的“扫荡”“清剿”和“蚕食”，以及国民党军的摩擦，对中共取得粮食构成直接威胁。因此，山东中共要真正能使粮食入手、切实完成征收任务，保障军食民用，还不得不应对征收工作之外的上述危机，尽力化解风险。从粮源的保护、应对日伪及国民党军的征购与封锁，到征收后的妥善收藏等，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这些工作如何进行，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共获取粮食的多寡和成败。而学界对此尚缺乏专门研究，本文拟对之进行考察与探究，以呈现山东中共为获取粮食而作的多种努力及其实态。 一、保卫与反抢粮的军事斗争 武力抢掠和行政收购是日伪获取粮食的主要方式之一。因而从源头上防止敌人的抢掠，武装保卫粮食收割，帮助农民速收速打速藏、开展反抢粮斗争，在1940年山东抗日根据地迎来大发展后成为中共抗日武装经常而重要的任务。 为使党政军民都认识到协同保护粮源反对敌人抢粮斗争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中共运用党刊媒体进行宣传动员。1940年9月19日《大众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展开藏粮节约与禁止运粮资敌的斗争》一文，提出为应对敌人“抢粮、烧粮、高价收买我占区粮食、严密封锁我抗日根据地”，实行其“以战养战”阴谋并借粮食统制陷根据地军民于饥饿境地以控制全华北的图谋，“粮食问题应成为目前亟需注意与急待解决的问题”，是“目前各军各党各界迫切的任务”。②《大众日报》作为中共山东分局的机关报，刊载的文章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该文的发表显然意在使党政军民切实重视、保护并珍惜粮食。 半年之后，山东省战工会财政处处长艾楚南在1941年4月28日《大众日报》撰文明确提出：“在麦收时应动员各级机关部队团体帮助民众速收速藏，尤其靠近敌伪顽地区应实行武装保护麦收，以防敌伪顽固派抢掠与破坏。”③武装保护收割的提出，与根据地环境恶化，游击区增加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