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小称》《四称》《武称》分别是马王堆汉墓帛书《称》《管子·小称》《管子·四称》《逸周书·武称》的篇名，这四篇文献皆以“称”字名篇。对于个中原因，学界大致有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关于马王堆帛书《称》篇篇名，李学勤认为：“《称》篇之所以题为‘称’，是因为‘称’训为言(《礼记·射义》注)或述(《国语·晋语》注)，并不是像一些作品理解的，是度量的意思。所谓‘称’，就是指语句的汇集。”(李学勤《〈称〉篇与〈周祝〉》，《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8页)连劭名《马王堆帛书〈称〉和古代的祝》(《文献》1996年第2期)、《马王堆帛书〈称〉丛考》(《西部考古》2017年第2期)与俞志慧《古语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皆赞同此说。 第二，《管子·小称》黎翔凤注：“称，举也。小举其过，则当权而改之。”《管子·四称》黎翔凤注：“谓称有道之君、无道之君、有道之臣、无道之臣以戒桓公。”(黎翔凤著，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中册，第598、614页)张固也认为：“其取名为‘称’仍用其称举、称名之本义……分而言之，《四称》所举评论‘有道之君’‘无道之君’‘有道之臣’‘无道之臣’四种君臣，所以被命名为‘四称’。《小称》与之相对而言，犹《问》篇之外又有《小问》。”(张固也《管子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241页) 第三，关于《逸周书·武称》的篇名，陈逢衡云：“《孙子·军形篇》：‘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此‘武称’之义也。”(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上册，第85页)刘信芳即将“称”比作天平(刘信芳《帛书〈称〉之文体及其流变》，《文献》2008年第4期)。 以上观点仅限于推测层面，皆未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我们注意到，马王堆帛书《称》等四篇文献的相同之处在于，其行文不同程度地具有格言体风格，皆为与格言有关的篇章。关于帛书《称》篇，李学勤指出：“(马王堆帛书《称》)篇中不少地方，似乎是辑录当时的格言，甚至流行的俗谚。”(《〈称〉篇与〈周祝〉》，《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298页)关于《管子·四称》，罗根泽认为：“此(指《管子·四称》)为四言韵语……而以‘伏’韵‘殖’，以‘夜’韵‘处’，以‘服’韵‘疑’，以‘常’韵‘从’，其音甚古。”(罗根泽《管子探源》，《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8页)关于《管子·小称》，张固也认为：“因为《四称》《小称》皆假桓管问答之辞，评骘君臣之善否，正有可能是祝史一类人物收集的原始口传资料，而为《称》篇之类格言汇编之所本。”(《管子研究》，第241页)可见张固也亦认同《小称》与《四称》同样是与格言有关的文献。值得注意的是，《小称》前三段与后两段文体风格迥异，清人张佩纶云：“《小称》止此(笔者按：指前三段)，以下乃后人窜入。”(转引自郭沫若《管子集释》，《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卷，第221页)今人张固也亦认为：“《小称》前三段皆以‘管子曰’开头而作直论，后两段述桓管逸事，文风迥异，当为拼凑而成。”(《管子研究》，第243页)我们赞同上述说法，认为该篇前三段的管子直论为《小称》原文。《小称》前三段文风整饬、规范，其中亦不乏三字、四字为句的格言，如“往喜民，来惧身”“往怒民，来骄身”“操名从人，无不强也。操名去人，无不弱也”“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等，故该篇至少可视为与格言有关的文献。关于《逸周书·武称》，周玉秀认为：“《武称》中有两类合韵，一是鱼侯……二是铎月职合韵。”(周玉秀《〈逸周书〉的语言特点及其文献学价值》，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1页)此外，《武称》句式多三字或四字为句者，其行文的格言体风格也是较为明显的。综上可见，帛书《称》等四篇皆为与格言有关的文献。 格言是我国古代的重要文类，从形式上看，句式简短整齐，一般讲求声韵，内容大多凝聚着行事准则或人生哲理。正如陈桐生所言：“中国上古哲人就是用格言形式，来表达他们对宇宙、历史、自然、社会、人生、军事、政治的认识。所谓格言，是指可以作为行动准则的语句。格言的特点是言简意赅，一针见血，直指要害，对世人起到指导、教育、规劝、警诫等法式作用。”(陈桐生《先秦格言体源流》，《学术研究》2015年第2期)格言的这种独特功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鉴戒”。下面以《管子·四称》为例试加辨析。 进入正题前，先看“鉴戒”这一概念。《说文解字》：“戒，警也。”戒，甲骨字形像双手持戈，表示戒备之意，亦可引申为精神上的戒备、警惕。“监”也是会意字，其甲骨字形像眼睛往器皿里看，正是古人以器皿盛水照容的反映。后来“此字繁体‘監’旁所从的‘皿’变为‘罒’，并移至右侧”(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00页)，又在字的底部加上形符“金”，表示器皿的材质，进而演变为“鑒”，简体字作“鉴”。“鉴”字既可用作名词“镜子”，也可用作动词“省察”“参照”。“鉴戒”(或“监戒”)意即参照标准有所警惕。需要说明的是，在文献的表述中，“鉴戒”有时只强调“鉴”，如殷鉴、以史为鉴，这显然是突出了参照标准“鉴”，但其中当然也包含有“戒”(警惕)的意思；而有时只突出“戒”，如谨言、慎行(《说文解字》中谨、慎互训，皆有小心、警惕之义)，但其中亦当含有“鉴”作为警惕言行时的参照标准。 “鉴戒”之义既明，再看《管子·四称》。该篇以问答的形式，叙述了齐桓公向管仲询问何谓“有道之君”“无道之君”“有道之臣”“无道之臣”，兹摘录片段如下： 桓公又问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邻诸侯之义，仲父不当尽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鉴焉。”管子对曰：“夷吾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庙、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武臣，宣用其力。圣人在前，贞廉在侧，竟称于义，上下皆饰。形正明察，四时不贷，民亦不忧，五谷蕃殖。外内均和，诸侯臣伏，国家安宁，不用兵革。受其币帛，以怀其德，昭受其令，以为法式。此亦可谓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管子校注》，中册，第615页) 《四称》中桓、管之间这种形式的问答共四次。从管仲的答语来看，多四字为句，简短凝练，确如前面罗根泽所言，属于“四字韵语”。而桓公的每次询问中皆有“吾亦鉴焉”四字，可见管仲关于有道(或无道)之君(或臣)的回答，是桓公辨别这四类人的参照标准。黎翔凤曰：“谓称有道之君、无道之君、有道之臣、无道之臣以戒桓公。”(《管子校注》，中册，第614页)可见该篇是为了使桓公警惕，其鉴戒意图十分明显。实际上，发挥鉴戒功用的正是管仲具有格言风格的答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