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0)01-0022-07 作为国计民生的重要组成，高等教育在奠定强大的人力资本基础和建立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经济和创新产业的发展，国家对高等教育寄予了更多的期待。以优质教育培养高素质紧缺人才，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产出和转化成为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杀手锏”。基于上述原因，加之高等教育市场化与全球化推进，知识已经成为具有巨大地缘政治意义的商品[1]。世界各地的大学以及政府部门被动员起来相互竞争，以期能够挤入全球前1%～2%精英大学行列。当下，世界级“一流大学”已成为国家生产力、权力和声望的象征[2]。因此，世界范围内诸多国家相继出台了“卓越计划”，试图通过对少数精英大学的额外拨款，助力其步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据不完全统计，从2005年到2015年间，世界范围内一流大学重点建设项目有37个，主要以欧洲和亚洲国家、地区为主[3]。项目建设带来了竞争在主体、手段等方面的新特征，同时也出现了竞争作为政策工具的滥用等问题。如何实现竞争与合作的交叉与结合，激励和推动高等教育机构及系统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在当前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 一、释读竞争：一流大学建设与高等教育竞争的新特征 当下，高等教育的竞争不再仅仅发生在个人和国家之间，随着竞争的日益制度化，竞争体现在从个体到国际多个层次中。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成为竞争主体。在内容上，竞争被描述为以质量为核心的较量。在手段上，竞争依赖于客观的评判工具，程序也更加规范。并且，竞争影响范围甚广，已经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引擎。 (一)竞争对象以研究型大学为主，呈现出“个人—团体—机构—国家—国际”多个层次 目前，研究型大学逐渐成为竞争主体，竞争在“个人—团体—机构—国家—国际”多层次间同时展开。其实，早在19世纪，教育就作为国家赢得战争和经济地位的重要手段而存在。当时，高等教育的竞争具有地缘性的政治意义，附属于国家间的较量之中。如法国将1870年普法战争的失败归咎于高等教育和研究质量的劣势，于是战后设立奖学金，派出最好的科学家到德国学习。无独有偶，与我国鸦片战争时期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相类似，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俄罗斯科学家(包括门捷列夫)赴德国学习以振兴俄罗斯民族化学的热情。在美苏冷战背景下，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带来了美国的危机感：美国也将国力的较量归因到教育和科研体制上来，于1958年颁布了《国防教育法》，同时加强了对基础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支持力度。 机构成为主要竞争对象，源自美国高等教育。不同于欧洲，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大都由私人倡议并拨款创建，机构声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所获资源的多寡。19世纪末，出于对高等教育质量状况的衡量以及为学生、家长、投资者提供决策参考的需要，在教育委员会委托下，美国首次尝试了机构排名[4]。20世纪初，心理学家詹姆斯·卡特尔(James Catell)与《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联手再次进行机构排名，其结果于1983年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出版。此后，该机构排名每年进行并将结果予以公示[5]。大学排名由此逐步蔓延到欧洲及世界各地。 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出现，意味着国际层面上的竞争愈发明显，从国家内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高等教育机构，也加入到了国际竞争中。为应对来自全球机构的挑战，高等教育机构在教学、科研等诸多方面作了重大调整，其教学不再仅为了培养国民，而是旨在培养“世界公民”；涉及国际问题的研究逐步常态化；经费也不再单纯依赖国家政府，国际学生支付的学费成为重要的办学经费来源。在此时，地理位置和国别对于竞争的影响减少，机构间的竞争也较少为了国家利益，更多的是为了自身目的。 各国出台的一流大学建设“卓越计划”，一方面使得机构间，尤其是研究型大学间的竞争更为激烈；另一方面给竞争抹上了一层“政治色彩”，机构间的较量与国家声望更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由此，以研究型大学为主要对象，竞争在“个人-团体-机构-国家-国际”各个层面铺展开来。 (二)竞争是一场以质量为核心的较量 不同于市场竞争，一流大学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的竞争始终以质量为准绳，不关乎价格和以价格为信号的博弈。价格竞争以价格为核心和动力，价格越低的商品提供者越容易胜出，因此竞争主体要时刻关注其他竞争者给出的价格。依据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只有在所有商品几乎质量相同的情况下，价格竞争机制才奏效。一般而言，价格竞争只适用于以教学为基础的机构，包括私人营利性的以“兜售证书”为目的的标准化技术培训项目等，对于一流大学间的竞争，价格竞争很难奏效。 以价格为信号的竞争，利用了价格反映成本的原理。客户在购买商品前不知道商品质量，价格充当了商品质量的等价物。而在高等教育竞争中，价格的信号传递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一方面，因为诸多国家高等教育学费几乎是免费或各高校学费近乎一致的。另一方面，即使在收费的情况下，教学质量和学费水平之间的关系也是松散的。以英国学费为例，当英国政府将学费上限提高到1000英镑时，所有的大学无论其本科课程质量如何，都将其学费提高到1000英镑。以至于，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不可能根据学费来评价各高校教育质量。即使在学费不受监管的情况下(像美国私立学校)也是如此，学费并不能代表声誉和质量，存在诸多排名靠前且收费不贵的高校即是明证。此外，学费似乎不是核心问题，几乎所有家庭都愿意为教育付出代价，甚至不惜承担沉重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