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理解高等教育 高等学校在社会、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方面发挥着诸多作用。相应地，也产生了许多探讨其性质和价值的理论。经济学家将教育投资称为人力资本，社会学家谈论机会、投资地位、社会化的规范和行为，心理学家则侧重于关注个体认知的形成过程。本文将针对高等教育的总体特征提出一种不同看法，着重关注学生的反思能动性(reflexive agency)特征，从而论证高等教育应当被理解为学生自我塑造的过程。从这一层面上讲，高等教育也是对自由的扩展。除此之外，高等教育作为自我塑造的过程也包含其他功能，例如对人力资本和社会地位的投资；同时，高等教育作为自我塑造还需要对教育过程进行充分的解释。 高等教育作为自我塑造依赖于一个必然的事实，即学习需要依赖学习者的背景和资源以及高等教育系统等这些外部资源，通过高等教育机构、课程、教学和学习资源，个体学习者才能真正进行学习。因此，学生的能动性自由(agency freedom)是高等教育的必要条件，而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也进一步形成并加强了能动性自由。 具有能动性自由的个体学习者这个概念并不意味着个体与社会的分离，如同方法论所谈论的个体主义一样。[1]杜威(Dewey，J.)也曾认为，单独谈论个体和社会是没有意义的，好像它们是彼此分离或对立的。事实上，两者都无法离开对方而单独存在。[2]社会由人组成，人也必然出现在社会当中。儒家传统恰好印证了这一观点，与杜威同时代的俄罗斯社会心理学家维果茨基(Vygotsky，L.)也证实了这一点。[3]维果茨基是通过对婴儿的研究印证这一点的，在他看来，个体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建构是同一过程。在个体发展中，最早出现的是个体能动性(individual agency)，婴儿伸出手，笑容满面，通过发出噪音并逐渐讲出语言，吸引成年人与他们进行言语交流。早期语言学习建构了孩子的社会身份、社交能力和言论的能动性。此外，语言不仅是一种共享的财富，同时也是个体的财产，正是通过语言，孩子建立了能够得到社会认可的身份。语言在个体和社会发展中还起到媒介作用。在语言环境里，孩子的思维(mentality)也逐步得到塑造，他/她会学着独立地与自己的思想一起工作。“思想(thinking)的真正发展不是从个体到社会，而是从社会到个体的过程”，维果茨基认为，“人际交往的过程(interpersonal process)会向个体精神世界(intrapersonal)转变。在这一过程里，孩子社会发展的各种能力都会在社会和个体层面依次逐渐发生”①。围绕孩子的社会关系将会为个体的塑造提供各类必要的素材。② 本研究将高等教育作为自由环境中的自我塑造(self-formation in freedom)这一理念作为基础，采用教育哲学和政治理论，并借鉴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实证社会科学的概念。或许，这种更加关注整体的综合的研究方法与中国而非西方的思维方式更为一致。在探讨阿马蒂亚·森(Sen，A.)和福柯(Foucault，M.)以及教育心理学中能动性(agency)和自我塑造的自由(self-forming freedom)的概念的基础上，反思儒家思想中通过治学修身(self-cultivation through learning)、德国的教化思想、杜威和美国实用主义(pragmatists)等观点，进一步探讨高等教育中学生自我塑造的显著特征，包括教学的作用、沉浸在知识中的重要性，以及学生的流动作为加速自我塑造的触发因素等。研究得出，高等教育其实质是学生自我塑造的过程的结论，并与其他一般性的高等教育的基础理论进行了比较，如人力资本理论、社会地位投资或高等教育作为消费的理论等。 二、什么是能动性自由 每个人都想要自由，每个人都希望能拥有足够的空间和资源去创造生活并和他人分享生活。对于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而言，平等很重要，但平等并不一定与自由之间存在矛盾，恰恰相反，制定平等政策正是为了自由的广泛传播。在教育中，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获得对其自由至关重要的空间、资源和个人能力。虽然关于自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阿马蒂亚·森关于能动性自由、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和能力(capability)的讨论尤为有益。 (一)阿马蒂亚·森的“能动性自由” 阿马蒂亚·森认为，“主体”(agent)是“能用行动带来变革的人，其成就无关乎某些外部标准，而在于他们自身所具有的目标和价值观”，他说，“负责任的成年人需具备主宰自身幸福的能力，也将由他们自己决定如何运用自身能力”。[4]了解高等教育自我塑造的第一步是承认学生是一个能主动承担责任的成年人，而非被动接受抚养的子女。 在他看来，人类的自由包含三个要素。其一，个体免受外部威胁、胁迫或约束的自由，其称之为“控制自由”(control freedom)，大致相当于柏林(Berlin，I.)所说的消极自由。[5]其二，个人行动能力的自由，这取决于个体所具备的能力和资源，以及能将选择付诸实践的社会能力，阿马蒂亚·森先将其称为“作为权力的自由”(freedom as power)，后来称之为“有效自由”(effective freedom)，其他人称其为“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6]其三，“能动性自由”(agency freedom)，即人类的积极意志。这是具有自我意识主导的行动的基础，它能促进反思性自我塑造(reflexive self-formation)的发生，并带来身份的自我协商(self-negotiation of identity)。反思性(reflexivity)是我们观察自我、反思自身和生活，并得以不断进步的内在空间。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谁、我们要去哪里时，能动性自由才能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