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20)02-0021-11 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鼎故革新、建设新社会的过渡阶段，其中文化建设是确立人民性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领导、动员民众强化政治认同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大量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具有典型的大众性、时代性，以生动活泼、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党的路线与政策、科学知识以及新闻事件等。创作者往往为了表达某一特定的理念、事物、场景而进行艺术创作，产生了大量特定时代的艺术制度、象征符号与美学风格，体现了当代艺术生产与中国传统艺术以及以苏联为主的外来文化的交融与对话。研究者利用图像学的方法挖掘隐藏于作品的文化意义，利用严谨的历史事实印证作品的艺术再现，洞悉作者创作意图的表达实践。 因为图像文化负载于不同的传播媒介，学界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梳理主要包括连环画、宣传画、年画、书籍、绘画、摄影六个方面。其中有部分研究成果在媒介上可能存在一定的交叉性，本文将其归入到其中一类之后不再进行交叉论述。从笔者目前收集的研究资料来看，“十七年”时期文学、艺术作品的图像学研究在近些年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各个学科领域得到纵深的拓展，学科方法的融合与交叉也越来越深入而密切。 一、连环画 连环画是建国初青少年接受文化教育的重要媒介，给几代人留下了难忘的阅读记忆。《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五十种小人书》提出了连环画肩负的迫切的教育使命：“把广大儿童和劳动人民所喜爱的连环画这个群众文艺形式，掌握到进步文艺工作者手里，作为提高群众文化生活的有力武器，是当前文艺活动中的一个迫切的工作。”[1]50年代是我国连环画发展的黄金时期，寓教于乐的古今中外的故事、风起云涌的社会政治运动为连环画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60年代初，国家举办了不少连环画创作评奖大赛。“十七年”时期连环画的发展不但提升了这类大众文化艺术的社会地位、创作水准，而且也通过艺术的形式图文并茂地记录了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发展的崭新面貌。 1949年后国家开始对旧绘画形式进行改造，这场改造是从年画和连环画领域开始的。连环画这种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的大众艺术形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了极大的重视与发展。作为一种以图像内容进行的形象展现，它辅之以逻辑性的文字描述，以广泛的题材、丰富的内容、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巧妙地将故事性与可视性结合在一起，成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图像艺术。1951年5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创刊的《连环画报》作为专门刊登连环画作品的期刊，积极响应毛泽东所提出的关于改造旧连环画的指示，“出版连环画定期刊物与较好的新连环画五十种”[2]。《连环画报》第一期《发刊的话》明确提出了人民性的创作标准：“不论是新社会里的新事情和从前的老事情，我们都从人民的观点来讲来画，希望大家能在这本小书上得到点益处。”[3]总之，服务人民精神需要、再现人民社会生活、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地位，是连环画的发展宗旨。 对连环画的研究伴随着它在新中国的起步、发展与兴盛。路歌在1954年4月发表的《谈一九五四年的“连环画报”》算得上是最早的连环画报研究，他肯定了连环画报具有广泛的读者群体，也对日后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比如提高画报质量、满足更广大的读者的需求等。[4]其研究重点是《连环画报》的刊物本身，而非具体的连环画作品。而后，李平凡对刊行在《连环画报》上由米谷、方成等18位首都漫画家共同创作的40套通俗图解进行了评论。[5]他着重分析了政策条文与美术创作、美术家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这一时期《连环画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更正和介绍。这种较为完整的评介在早期连环画研究成果中较为突出且具有代表性。姜维朴对建国以来连环画35年的大致发展情况进行了总结梳理，并对连环画的长远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想法。[6]他注意到同一时间段不同地区连环画创作发展的不同，在关注政治环境对连环画发展的影响的同时，也涉及连环画评奖及展览等方式所产生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之后，连环画研究在学院内部以学位论文的方式出现了井喷式增长，反映了高校教师对于新的研究领域的引领与开拓。李强认为50年代出版的《连环画报》具有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等特点。[7]这是新世纪以来较早对50年代连环画作品进行的综合性研究。沈其旺从美术史学的角度对“十七年”时期的连环画作品进行了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研究。[8]在对这一时期的连环画创作的梳理上宛少军的论文较有代表性，他从连环画自身发展历程的角度入手，对其进行综合性的整理研究。[9]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他认为《连环画报》这一新的媒介将连环画置入报纸这一新的载体之中极大地提升了连环画的时效性，进一步加强了艺术创作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魏华在《新中国连环画艺术简史》[10]一书中，按照连环画发展的不同时段进行分类，将1949-1966这“十七年”确立为连环画发展的繁荣期，对连环画的艺术创作层面进行探索。李新主编的《新中国连环画图史1949-1999》将“十七年”期间连环画的发展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1950-1957属于新连环画的形成与创作期；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属于创作的高峰期；“文革”时期的连环画为独立的阶段。该书从连环画所具备的大众化、普及性特点着手，对连环画繁荣和发展的多元化进行了阐释。[11]外国文化、文学的引进对连环画这类艺术形式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冯智强选取了外国文学与连环画编译传播的角度，将其传播过程看作是中国人民接受外国文学、文化发展历程的缩影，从编译主题选择揭示了“图像叙事”所发挥的艺术价值；[12]通过传统的图文形式连环画来窥探外国文学在我国的传播，将外国文化放置于“十七年”连环画这一特殊载体之中，其研究角度较有新意；不仅在外国文学的传播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还对西学东渐这一特殊时期认识连环画的艺术价值有着重要意义。刘伶俐不仅将连环画看作一种艺术形式，更将它作为一个包含政治信息的符号文本，注重挖掘其特定历史时期所体现的政治功能。[13]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改革方案的确立以及社会政治运动的开展，1956年到1966年间涌现出大量革命现实类连环画作品。连环画题材的转变也使其具有承载政治符号的可能。张勇锋对建国初期得到极大发展的连环画大众传播形式，梳理与分析了它之所以被改编的三大政治动因，并认为连环画的创作发展需确保其《讲话》指针下的政治正确。[14]之后的研究者从政治角度对连环画创作主题的选择、创作规则的剖析取得了重要进展。刘路遥以东北地区连环画为研究对象，对各时期连环画的构建进行了探讨，他将1949-1965年这一时段看作是东北地区连环画的成熟时期，并通过对这一时期作品的图像学分析，指出这一历史阶段东北地区连环画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繁荣。[15]文列举了多部东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连环画作品，从创作背景、故事情节、图画构图、人物塑造等多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挖掘了连环画创作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对东北地区连环画创作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反思，使得研究更加全面深入。李琳莹则以“图像时代”为背景，从跨学科的角度探讨“十七年”时期连环画作品在文学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她不仅将连环画视为一种独特的绘画艺术形式，更将其看作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16]从整体的研究方法上来看，关于连环画的研究，学者大多基于传播学、图像学、美术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将其产生、创造、传播置于历史化的文化传播语境进行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