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一直立足于现实并面向现实，在对现实的批判与关怀中体现其力度和温度。2019年度的图书盘点拟结合文化研究的这一特点，从“理论的引进与再阐释”和“热点话题与现象研究”等方面展开。 一、理论的引进与再阐释 2019年度，福柯依旧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人物。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来自英国学者戴维·梅西(David Macey)的《福柯》一书(徐德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版)。该书按照福柯个人生活与学术生涯中重要的时间节点，从“很少被说起的童年与青年”的最初岁月到“死亡，不是失效”的最后阶段，把福柯的一生分为7个阶段，以类似个人传记的手法完整地呈现了福柯的学术史，并从文本和历史上“复活”了置身于“智识一政治”世界中的福柯。戴蓓芬的《福柯主体理论及其女性主义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版)对福柯的主体理论和其女性主义的运用方面展开了研究。在作者看来，福柯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分析了现代主体知识的构成，从而瓦解了近现代主体哲学对人类主体先验性和普遍性的建构。而这种主体理论不仅使得女性主义从现代主体哲学中得以解放，也以此作为一种理论的武器去拒绝任何强加在女性主体身上的本质建构。换言之，女性的身份不是生来这样的，而是被历史塑造成这样的。 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福柯曾将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凡·高、雷蒙·鲁塞尔、阿尔托视为现代世界内部的一个疯狂的谱系。白轻主编的《疯狂的谱系：从荷尔德林、尼采、梵·高到阿尔托》(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便是以此为基础，将荷尔德林等6人作为本书的论述主体，为每个人选编了3到5篇其他学者(比如福柯、布朗肖、巴塔耶、雅思贝尔斯等人)的分析和评价，使其各自构成一个独立且关联的小单元。该书告诉我们，理性构成了对“疯狂”的放逐，但“疯狂”却构成了尼采等人富有创造性的热力，因此，“疯狂”或许超越一种理性世界下的精神疾病，它意味着某种神秘的真实甚至禁忌。 作为一种指导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危机的现代社会观念或思潮，法团主义(corporatism)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流行，它极力强调纪律与秩序，力图通过对个体进行功能性的组合来对社会利益进行等级化的安排。[1]加拿大学者约翰·拉尔斯顿·索尔的《无意识的文明》(邵文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版)从文化、政治、经济领域全面揭露和批判了法团主义对当代社会的潜在威胁。比如索尔在书中谈到，我们正面临着语言和交流的危机，而大学不仅没有起到停止这个危机的作用，反而使这个危机加速了。索尔在书中强烈地批判、抵制受法团主义影响之下的人的从众性、被动性和必然性，从而主张直面现实，远离意识形态的幻想。该书以“法团主义”为视角透视西方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组织，开辟了一条审视西方世界的新路径。 与索尔的角度不同，美国康奈尔大学英文系教授劳拉·布朗(Laura Brown)的《现代性的寓言：英国18世纪文学与文化》(牟玉涵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版)从“文化寓言”的编码中去解码现代性，完成了对西方社会的批判与反思。比如该书中所列举的小说《小庞贝》(Francis Coventry，Pompey the Little)就“表现了当时人们对非人类形象的复杂认识”[2]291，也蕴含了“犬类宠物与非洲奴隶存在的对等关系”[2]293。也就是说，非人类的寓言形象，即是欧洲人与非洲人的关系，通过这种差异性和区隔，欧洲人从而建立了对自我和他者的认识。因此布朗拒绝对现代性进行偏平化和欧洲化的理解，相反，把现代性理解为经济、政治、文化、种族、性别、他者等多种力量和场域综合作用的结果。 来自德国的韩裔思想家韩炳哲被西班牙《国家报》誉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中信出版社在2019年一口气推出9部他的著作：《倦怠社会》《暴力拓扑学》《透明社会》《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爱欲之死》《精神政治学》《他者的消失》《娱乐何为》以及《美的救赎》。这9部书的论述对象和角度各异，但都有一个核心的主题，即都旨在对身处于数字信息时代中的人类精神状况进行分析和批判。“自我”和“他者”、“肯定性”与“否定性”、“主体”与“社会”以及永远在幕后遥控的资本的幽灵，是韩炳哲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关键词。比如在《透明社会》(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11月版)中，他批评了“透明”的欺骗性：一方面我们可以获得方方面面的信息，事物似乎变得“透明”了；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便利”和“透明”也使得我们丢失了“隐私”和“神秘感”。换言之，这种“透明”之下的“阴影”的消失，其实是我们生命质感的丢失，与其说是进步了，不如说是赤裸了。而在《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6月版)中，韩炳哲对福柯的规训社会理论展开了批判。他认为，在当代社会中，“规训”一词对权力的阐释作用已经失效，当代社会也早就不是福柯意义上的规训社会。相反，规训社会里的否定性已经被当代“功绩社会”中的肯定性所消解，权力的外在性压迫已经转化为新的人对自己的内在压迫。换言之，权力的控制技术已经转化为看不见痕迹的控制艺术，被迫的暴力规训升级为心甘情愿的奴化和顺从。于是，生命活动粗暴且被迫地成了一场令人疲惫的生存活动——生命被抽空，生命失去了强度。对当代社会和当代人的主体性的批判，正反映了韩炳哲对人的存在价值和存在意义的关切。再比如在《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3月版)一书中，在韩炳哲看来，鲜明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在当代的新自由主义功绩社会里似乎已经模糊，新自由主义政权其实已经将对他人的剥削转化为波及社会所有阶层的剥削即自我剥削(Selbstausbeutung)。也基于此，具有主体分散性的我们很难在政治行动上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共同体。换言之，我们不可能去对抗体制。正相反，对抗体制的个人力量已经被内耗在了自我的角斗和谴责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