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历史文化精神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11-0025-12

      任何思想观念都不可能是纯粹理性推演的产物，都必然与其根植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土壤具有内在、本质的关联。思想的内在特质归根结底就是其所根植的历史和文化土壤培育出的自觉文化精神。因此，相应地，对思想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阐释其基本理论观点，或重视其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还应该从历史和文化深处回溯其源流，挖掘和把握思想理论的历史丰富性和文化丰富性，进而深刻地理解作为一种活生生的自觉文化精神的思想理论的生命力和独创性。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回溯中前行，推动面对当代社会历史现实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同样地，作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建构与中东欧民族和地区历史积淀的文化精神和民族体验具有内在、有机和本质的关联。要想真正理解和把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思想深度，绝不能将其仅仅阐释为一种抽象的理论体系，必须在其历史丰富性和文化丰富性中把握其鲜活的内在文化精神和价值诉求，进而揭示出其所具有的独创性的理论特质。

      从研究实践来看，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回顾30多年来国内学界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和研究，我们欣喜地看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正在不断走向自觉和深化。一方面，积极推动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重要理论著述的翻译出版。从20世纪末开始偶有著作和文章被翻译，到近十年自觉系统地推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的40种译著以及50余篇重要理论文章的译文，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具备了丰富的文献基础。另一方面，积极开展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近40部专著和数百篇研究论文不仅涉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流派和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更出现了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范式和方法论方面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成果。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深深地感到，在过多地关注理论的逻辑体系和思想的演进变化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对这一理论与中东欧历史文化记忆的内在关联关注不够，出现了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化还原为一种抽象的理性逻辑的倾向，以至于使其独特性和独创性难以彰显。因此，如何恢复理论的历史丰富性和文化丰富性，在理论视域和思想观点、理论范式和方法论的阐释基础上，挖掘和发现其思想形成的历史文化通道，进而揭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文化精神和理论特质，已成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重要生长点。

      本文尝试引入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历史文化社会学，在阐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相较而言的鲜明的理论立场的基础上，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探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流，把握其理论与特定的历史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在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20世纪人类面对的重大理论主题的高度上，把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内在的历史意识和文化精神，揭示其理论特质。

      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一个有机的学术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各国探索苏联模式之外的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兴起的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类型，在一定意义上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欧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理论探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以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 1927-1993)、马尔科维奇(Mihailo Markovi 1923-2010)、弗兰尼茨基(Predrag Vranicki 1922-2002)、坎格尔加(Milan Kangrga 1923-2008)和斯托扬诺维奇(Svetozar Stojanovi 1931-2010)等人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实践派，以赫勒(Agnes Heller 1929-2019)、费赫尔(Ferenc Feher 1933-1994)、马尔库什(Gyrgy Markus 1934-2016)和瓦伊达(Mihaly Vajda 1935-)等人为代表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以沙夫(Adam Schaff 1913-2006)、科拉科夫斯基(Leszak Kolakowski 1927-2009)和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等人为代表的波兰新马克思主义，以科西克(Karel Kosik 1926-2003)和斯维塔克(Ivan Svitak 1925-1994)等人为代表的捷克新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其对马克思思想的批判精神和人道主义的恢复，以其通过《实践》等杂志和组织科尔丘拉夏令学园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重大问题展开的国际性讨论，以其对现代性批判和社会主义改革的不懈探索而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演进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较而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