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0)02-0129-13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的八十余年时间里，美国逐渐成为西方思想、知识、学术的最大集散地，或最大的“思想集市”(marketplace of ideas)。思想集市的说法来自启蒙运动的英国诗人弥尔顿和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穆勒，后来美国把英国的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了。今天世界各国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各种理论、观点和方法，基本上都来自美国。可以说，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无不从美国“进口”或“转口”大量的理论方法，在这点上中国并不例外。但美国并非思想与方法的主要原创地。启蒙运动以降两百多年来，欧洲的思想、理论和学术方法却都迁移、拓展到美国，随后在全球传播。这个西方思想旅行至美国，继而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在“二战”之后更加强化。在1949-1978年的三十年时间里，中国与美国、西方基本断绝了文化与思想交流。直到改革开放，中国重新向世界打开大门，1979-2019年四十年来的人文社科发展轨迹，基本特征就是“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上世纪80年代的最大特征，就是通过大量译介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理论，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几乎所有问题都重新提出来争论，通过西方的新理论、新观点来重新认识中国，重构中国的人文社会研究的话语体系。 19世纪末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与西方思想的接触，主要是通过日本。首先把日文翻译的英、法、德、俄等西方思想与学术转译成中文，也有把英文翻译的法德文论著转译过来，而法德文直接译成中文的则相对较少。大量德文和俄文的翻译，主要集中在马列经典。这是1949-1978年之间大约二十年学术译介的重点(其中有10年“文革”的空白)。而最近四十年来，译介主要渠道却是美国。这不仅仅指大量西方著作是通过美国的英文译文转译而来，更值得重视的，是美国这个思想学术的集散地的中介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译介开路，泰半是经由美国的中介。本文撮要讲述当代美国的人文研究，主要集中于我熟悉的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的动向。简述这个当代学术史(或知识谱系学)的目的，是想通过对美国这个学术集散地的分析，来管窥美国作为思想中介(medium，mediation)所产生的影响。近两年来我写了“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运”系列中文文章，思考与回顾中国近四十年来的人文社科发展轨迹，尤其关注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变异、转换的过程，与西方理论内部的多重错位、矛盾和对立相互比照。①我关注的这些问题，都与“中介”有关。具体而言，西方思想与学术旅行到美国这个集散地，之后向全球旅行和传播，都经过了美国的中介。其过程涉及种种筛选、译介、接受、变异和转换，经历了种种错位、矛盾与对立。观察美国学术动向，了解其中介的复杂过程，庶几可回顾反思中国思想与学术四十多年来的轨迹。如果要把握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就必须研究日本、俄国、德国以及英美思想的中介。而把握中国四十年来思想史的变化，更需要了解美国思想中介的作用与意义。 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学术界经历了类似当年五四思想启蒙时代的风云变幻。这也正是美国人文思想领域中“后学”兴盛的时代。“后学”乃是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中文简称。在中文语境中，不含贬义，但多多少少有那么点讥讽或自嘲的意思。相对而言，英文大众媒体里的“pomo”一词，则完全是“后学”负面和挖苦的绰号了。后学前两种基本是从欧洲(尤其是法国)趸到美国的舶来品，肇始于1960-70年代的激进主义“全球文化革命”。在美国学术界大力译介鼓吹下，后学于1980-90年代声名鹊起，全球传播。一方面，法国后学理论在政治上继承了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平等与民主主义激情；另一方面，在思想的逻辑与范式上，法国理论汲取现代语言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对理性主义的反思，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相得益彰。阿尔都塞多元决定历史观、福柯知识谱系学与考古学、德里达解构主义等，都是方法论意义上革命性的理论。在1980年代的美国人文学术界，民主主义的激情与方法论革新推动了极具美国特色的后殖民主义批评。这一理论跟英国的文化研究交相辉映，实现了英美人文领域的后学与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型，在社会科学领域也产生了影响。 后殖民文化研究这个英美学术思潮的核心是所谓的“认同(或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理论来源是欧陆(法德)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认同政治植根于美国这个种族、族裔、信仰、传统极为多元的移民国家的经验。在美国这个学术与思想的大市场里，近三十年来逐渐流行的各种人文批评思潮，如女性主义、非裔—美国研究(Afro-American studies)、亚裔—美国研究(Asian-American studies)、LGBTQ(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酷儿身份)、环境生态主义、“后人类”、本土与少数族群文化、各种语言混搭交融的“英语风”(Anglophone)、“法语风”(Francophone)“拉丁风”(Latino studies)等等，都突出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衍生出的概念名词，如边缘性(marginality)、混搭性(hybridity)、大流散(Diaspora)等等，五花八门，热闹非凡，蔚为大观。仔细观察一下，便可以从各个门派主义中发现认同政治这个无处不在、挥之不去的理论“主旋律”。② 更为重要的是，认同政治本来是所谓的文化政治，或校园内学术庙堂内的学术论辩。我姑且称之为“话语政治”(politics of discourse，此概念有待英文论文阐发)。但最近三四十年来，文化政治或话语政治逐渐向英美社会蔓延。通过大学的人文学科和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传播，这种激进观念形成了强有力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或PC)的思想氛围，对美国政治与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强大的冲击。由于全球的移民潮以及愈演愈烈的区域性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恐怖主义的冲突这个大历史变迁，2016年以来，从英国脱欧到美国总统大选，今日世界正面对宗教、种族、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冲突加剧、两极对立凸显的重大转折。在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周围的极右翼势力针对左翼认同政治或政治正确，强力反弹。这是当今大历史转折中的标志性事件。本文扣住认同政治这个美国人文学术的主旋律，从政治社会大历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角度，就美国(也基本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四十多年来的以后学为主潮的人文学术动向，做一个粗略的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