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民国西方旅行者的北京想象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1.005

      随着民国成立，中外交流进一步放开，越来越多的西方旅行者来到中国，留下了不少指南、游记、小说，甚至是地图、摄影、绘画作品①。本文旨在考察民国时期西方旅行者对于北京的认知和想象。综括言之，这种想象是以公园为中心的。北京的公园缘于民国政府成立后，为了重构现代首都，自1914年起，发起了一系列的“公园改造运动”，将清代皇家园林坛庙如社稷坛、先农坛、天坛、地坛、太庙、三海、景山、颐和园等，改建为公园向公众开放②。公园作为西方都市文明的象征被引入中国，寄寓了国人对于现代生活的期许。民国时期北京的公园普遍设有图书馆、讲演厅、陈列所、博物馆、音乐堂、体育场、餐厅、茶座等现代设施，在休闲娱乐之外，还承载了启蒙教化的功能，是备受北京市民(尤其是中上知识阶层)青睐的公共空间。因此，民国北京的公园很特殊，它具有两面性：既是最新的公共空间，又是最旧的帝国遗迹。正是北京公园这种新旧并存的复杂特质，决定了西方旅行者对于它的理解。本文将重点考察民国时期的西方旅行者是否会注意到北京新兴的公园，公园在他们的书写乃至镜头中，占据怎样的位置，被怎样表现；而公园，又是怎样作为西方旅行者认识北京的城市地标和意象，象征其对于北京甚至是中国的理解。对于公园的态度，体现了西方人对于民国和清朝的复杂心态。

      北京地图与公园意象

      正如Nicholas Clifford在探讨1880-1949年英美旅行者的中国游记时指出的：

      中国，迄1914年还被视为深陷于顽固不化的保守主义的泥潭，只会向后看，到了1920年代却开始崭露更积极的面相，甚至可能成为西方学习的对象。而且，在世界趋向于乏味的同质化的现代性之时，中国过去的某些方面，曾经被视作至多不过是进化的障碍，现在却变得值得保存。③

      一战的惨痛经验引发西方对于自身价值观的幻灭，导致一部分人开始转向东方。自1920年代起，在一些西方旅行者眼中，中国的传统文明和政治模式，都值得西方借鉴。因此，当20世纪早期的西方旅行者来到中国时，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即致力于寻找一个所谓“真的中国”。而中国愈发趋向于西方定义的“现代性”，导致“中国性”日渐岌岌可危，越来越多的城市变得面目模糊，比如“摩登”的上海、香港，显然不符合西方旅行者对于东方的想象。在这个层面上，北京相对于其他城市，显示出自身独特的意义。正如朱丽叶·布莱顿那句被频繁引用的名言：“北京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缩影。”④北京最迷人之处在于其新旧交织的魅力。阿灵顿与威廉·路易森更直接将北京誉为“过去之城”(a city of the past)⑤，约翰·布洛菲尔德亦称之为“光辉永存的城市”(City of Lingering Splendour)，认为它不像其他拥有金字塔、帕台农神庙或斗兽场的城市一样只剩文明消逝的空壳⑥。对于西方旅行者而言，北京最大的魅力还是在于它的“过去”。北京是一座活着的过去之城，它如同一个被反复涂抹的重写稿(palimpsest)，其宫苑、坛庙、城墙上层层叠叠地刻写着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北京成其为中国历史的缩影，符合了西方旅行者对于“真的中国”的期待。北京还常常被外来者视作一座大公园：

      在夏天，当所有的树木——几乎每个小四合院都有一两株——都郁郁葱葱，北京给人的印象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大公园，居中的是天坛的蓝穹顶，它就像绿叶丛中一朵优雅的宝石花。⑦

      民国时期的中国作家在描述北京时，也常以公园作比，如谢冰莹评价：“整个的北平市，就像一所大公园，遍地有树，处处有花。”⑧但对于西方旅行者而言，北京作为公园的意义，与国人使用这个譬喻时的含义还不尽相同。在西方游客猎奇的目光看来，整个北京，如同一座异域风情的主题公园，一个折射了西方想象的客体。任何外来者在进入一个新的城市或国度时，都不是一张白纸，总是带着先验的预设，此前阅读的前人游记、耳闻的经验和传说，都会形成一定的印象。因此，大部分西方旅行者刚到北京时，已经知道自己该期待一个怎样的北京，该浏览哪些景点；而他们的游记，又影响到后人的观感和书写。我将借助民国时期西方人留下的旅行记录(包括指南、游记、回忆录、地图、绘画、摄影等)，考察他们是怎样将整座北京城想象成一个大公园，借助文字和图像，打造一幅立体的北京地图。

      地图，是认识一座城市的起点，而绘制地图，则体现了对一座城市的认知。几乎所有西方旅行者留下的指南、游记、绘画集、摄影集都会收录北京城市地图。这种地图显然不是巨细靡遗的，功能指向不同的地图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譬如旅行者绘制的地图与侵略者绘制的军事地图侧重点显然有所差异。地图不单纯是对于一座城市的客观反映，一张地图绘制、标记出什么，体现了旅行者对于城市的主观认知：他关注什么，忽略什么；相应地，城市在其笔下变形，某些地方被凸显为重点，某些则被省略作空白，通过旅行者主观的行为，重构城市的面目。而这“纸上的城市”却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将作为对于一座城市的印象，影响、塑造其西方同胞(其中很大一部分也许毕生都不会来到中国)对于北京的想象，使其作为记忆中的城市，长久地留存下去。

      这些旅行者绘制的地图自然详略各异，但都延续了某种一致性。其中最简约也最别致的一幅来自荷兰驻华大使夫人爱伦·凯特林(Ellen Catleen)驻京期间拍摄的北京风光、民俗照片，配以奥地利籍犹太漫画家费德里希·希夫(F.H.Schiff)绘制的漫画，以虚拟人物皮姆先生及其导游吴先生的游览，再现作者眼中民国时期的旧京风情，于1934年在上海出版。之所以首先选择费德里希手绘的北京地图(图1)，除了富于特色外，更在于它愈是简略，愈能体现对它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地图除了城门、牌楼及几条标志性的大道外，标识出的地点分别有：紫禁城、景山、冬宫(即三海)、中央公园、钟楼、鼓楼、雍和宫、观象台、使馆区、天桥、金鱼池、天坛等，除此之外，摄影作品中还收有因地处西郊而无法显示于地图中的颐和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