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曾作论文《论“抉心自食”》，刊于《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与此文论题相通，故曰再论。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0.02.006 五四新思潮所高张的正面“立论”无论是科学还是民主，其实都算不上前无古人，都可以从晚清寻到它的涓涓细流。真正石破天惊的是它的“驳论”，新思潮以布告天下的姿态宣示中国以往数千年历史文化是“罪恶”。这种决绝的姿态是中国思想文化史所未见，也是欧洲国家无论原发还是后起的现代化国家走向现代历程所不见。它是思想文化在罕见的时空节点上发生的异常现象，同时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孤例。正是新思潮的决绝姿态开启了此后如何理解它的长久争议，这使我想起周策纵在超过半个世纪前出版的《五四运动史》里说过的话：“在中国近代史上，再也没有任何主要事件像五四运动这样，惹起各种争论，广泛地被讨论……对部分中国人而言，五四运动是中国新生和解放的标志；而另一些却把它看成是国家民族的浩劫。”①五四已过百年，今天或不至于那样极端，但争议仍然以各种面貌出现。这说明如何合乎事实地理解百年前所发生的新思潮运动，依然是具有挑战性的课题。笔者借用病理学的术语，将新思潮的决绝姿态看成是文化上的应激反应——在环境高强度刺激下发生的超越自身正常承受能力的特异反应。它跟先前的思想文化传统的联系，不是顺承接受，而是反逆再接，故只有用“逆接”一词描述比较合适。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抉心自食”。五四新思潮虽然只有短短数年，但因其决绝的姿态，既划开时代，又在当代史上长久地留下它的痕迹。 无论是新思潮致力的输入西方学理，还是它致力的改变因循旧俗，这些中国社会的变化都在晚清逐渐开始了，只是这个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没有后来那样迅猛而已。西方的文化学术在晚清以降的逐渐输入是无法一笔勾销的，这种渐变也值得我们此处略为回顾。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Medhurst，1796-1857)等人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从事西方科技、宗教与历史类的书籍译述，催生了王韬等思想开通的口岸文人。英国传教士傅兰雅(Fryer，1839-1928)1874年创办格致书院，出版科普期刊《格致汇编》，翻译科技图书达113种之多。自1897年至1909年，严复翻译了赫胥黎《天演论》等8种英法思想家探索现代社会原理的奠基性著作。与此同时，桐城派古文家林纾也开始用文言翻译欧美小说。语言形式的变化也与此相似，来华传教士译经遇到了难题，曾经长期徘徊于译文到底采用“深文理”还是“浅文理”，传教士内部争议不息。经过多年翻译实践的探索，也终于在1891年确定被称为官话和合本的翻译原则：译文必须白话，并且也是全国通用语言。这两大原则与27年之后胡适对于“国语”的期待完全相合。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办报所采用“笔锋常带感情”的报章体，也是晚清这个在现代意识引导下的语言变革浪潮里的一部分。至于说到文学的裂变，如果包括修辞形式在内，最早可以追溯到通商口岸“华夷杂处”的环境所产生的海外经验，也包括后来奉旨出洋的外交官所面临的处境。当他们用诗语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经验的时候，势必使诗的用语和诗体产生变化以求两者的适应，由此而开始了诗及其修辞方式的变化。变革的欲求积累到1895年5月，傅兰雅终于发出了“时新小说”的征文启示②，要小说为移风易俗两肋插刀。要除掉鸦片、时文和缠足这阻碍中国文明进步的三弊，为百姓大众通俗易懂的小说被派上了大大的用场。这个执念与日后严复办《国闻报》刊登《本馆附印小说缘起》和梁启超鼓吹“新小说”是一脉相承的。 从上述简略的事例推断，如果政治经济的局面不是发生日后如此急遂的转变，晚清思想文化将会依循这种逐渐累积的方式向着文明开化的方向渐变。其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无论由内生形势导致的改变还是由外生刺激引导的变化，都是在相对漫长的时程里逐渐发生的：孔子祖述尧舜，称自己思想文化的所作所为是“述而不作”；由佛教传入中原的东汉永平年间至本土教派天台宗形成的隋朝，期间超过5个世纪；由东土佛学融入儒学而形成为南宋理学，也经历超过4个世纪。思想文化说到底是人的认识和价值观，与物质实利和群体势力不同，在后人眼里不可能成为需要非克服不可的对象。后人对之有因有革，可以从容进行。即使在后人所当“革”的方面，澄清前人不合时宜的认识和价值观，就于事已经足够，无论如何也不必进行到宣布前人所谓“罪恶”的地步。所以当我们观察思想文化变迁的时候，几乎都是按照有因有革的渐变累积方式进行的。这是思想文化变迁的惯例。就算是新思潮，在它“立论”的部分，即寄望正面建树的部分，也是沿着晚清开启的文明进步的方向进行的。它们输入学理再造文明的宗旨，可以说与晚清毫无二致。 新思潮真正特异之处在于它对先前思想文化累积采取不容分说的坚决的拒斥姿态，笔者将新思潮的这一面比喻为“驳论”。《新青年》同人痛责二千年中国社会历史、政治、思想和文化，将之视为倾江汉而不可浣的“罪孽”。中国的历史文化在这种决绝的拒斥面前简直就成了“吃人”的文化。《新青年》同人面向未来选择之际，其政治文化立场或有左右的差异，但面对既往的历史文化，其姿态立场却惊人地一致。陈独秀、鲁迅的激烈言辞，人们耳熟能详，就不在此称引。以下这三位，政治立场不是模糊就是中间偏右的。他们的决绝姿态，与陈独秀、鲁迅不遑多让。钱玄同写道：“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③胡适将以往的文学一概称为“死文学”：“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④傅斯年更将中国历史一笔抹倒：“中国政治，自从秦政到了现在，直可缩短成一天看，人物是独夫、宦官、宫妾、权臣、奸雄、谋士、佞幸；事迹是篡位、争国、割据、吞并、阴谋、宴乐、流离。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豪贵鱼肉乡里，盗贼骚扰民间，崇拜的是金钱、势力、官爵，信仰的是妖精、道士、灾祥。这就是中国的社会，这两件不堪的东西的写照，就是中国的戏剧。”⑤因为对前代的历史语言文化怀有如此痛切的感受，他们对作为文化表征的“国粹”如中医和戏曲，一样充满不信任的恶感。这些言辞的曲直是非是一回事，它至今都使不能设身处地看历史的人陷入困惑中。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应当探究这种对传统文化决绝的姿态在思想文化的变迁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功能作用。晚清思想文化点滴累积的方式何以来到《新青年》同人聚合之际而无以为继？是那时中国社会突然出现一帮特别偏激而无知的人误入了歧途，还是特别的历史时刻给了他们一个机遇以这种罕见的方式开辟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