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20)03-0005-09 一、智能时代的来临 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互联网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史无前例地联结在一起。如果说互联网主导了新技术革命的“上半场”，那么“下半场”将由人工智能来统领。今天，随着信息环境和数据基础的巨变，人工智能已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在应用需求的推动下，人工智能日益渗透到经济、政治、军事、卫生、科学、教育、传播等不同社会实践领域。它不仅成为社会生活的新元素、新动力，还成为能够与人类交流的新对象、新成员。比起以往技术革命，人工智能的影响在范围上更广、界域上更多、程度上更深、效率上更高。 由于其广阔发展前景，人工智能的研究、应用已在全球竞相展开，并日益成为一种国家战略。在中国，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7年12月，工信部发布了《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二、人工智能的理论困境 尽管充满了无限生机和希望，人工智能也面临着严峻的理论困境。首先，不仅普通民众，而且领衔学者、高科技领袖，如Bill Gates、Stephen Hawking、Elon Musk、Steve Wozniak(Banerjee 2007①；Gaudin2015②；Scherer 2016③；Storm 2015④)都对人工智能可能给社会关系将带来的变化感到疑惧，表达担忧：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工作，是否有害于社会，抑或终将摧毁人类？更不用说，在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上尚有许多不仅人意的地方，比如人工智能的识别技术存在安全隐患、性能不佳不稳以及代价过高的问题⑤。 此外，有学者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局限，因而提出人工智能研究应该借鉴人文社会科学(高奇琦2018⑥；萧子扬，马恩泽2018⑦；张耀铭2019⑧)。然而，由于他们并未指出人工智能的理论缺陷究竟在哪里，因此就不知道要向人文社会科学学什么；况且，危险的是，主流的人文社会科学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偏见，并不能保证提供解围的思路。当然，有学者更进一步，提出从中华文明的辩证思想出发，走“人机合智协作”的道路，以达到人机和谐共生的目的⑨。但是，因为该理论并未指出作为技术的人工智能自身的问题与答案，有“治标不治本”之嫌，因此也无法全面解决上述隐患，同时还会降低人机合作的效率。 最后，更核心的问题，笔者认为，出在学术界对人工智能、智能(生成机制)的认识上；很可能，这不仅是造成各方担忧的原因，而且是导致未来世界矛盾的根源。从理论表层上看，目前人工智能研究分三个流派：一是结构主义，以强化学习为代表；一是功能主义，以专家系统为代表；一是行为主义，以神经网络为代表；因此是分裂的、分而治之的⑩。然而，更严重的问题，出在理论的深层，由下节分解。 三、理论困境的根源：“智能”定位缺失 西方的人工智能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11)。在中国古代，也有制造“似人机器”的故事，如西周偃师献给周穆王的自动人偶(《列子·汤问》)。现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AI)概念，学界普遍认为，最先由西方提出：首先，Alan Turing于1950年提出了“思维机器(thinking machine)”；其后，John McCarthy1956年提出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人工智能研究与设计的基础和出发点是“智能”概念；对智能的认识，决定人工智能的目标和任务。那么，在学界那里，“智能”是什么，有怎样的内涵与外延？对此，学界的认识不尽相同(Li & Du 2017(12)；Mohammed & Watson 2019(13)；Scherer 2016(14))，难以实现统一的原因之一，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许多概念本身复杂、模糊、不确定，如“智能/智慧”“思考/思维/思想”“意识”“自主”“理解”“学习”“知识/知道”“情感(感觉、感情、情绪、情操、精神等)”“人性”，更何况不同文化对于这些又有不相同的理解和定义。 Stuart Russell和Peter Norvig在其Artificial Intelligence:A Modern Approach中将对人工智能的主流定义归结为四类：像人一样思考(thinking humanly)，像人一样行动(acting humanly)，理性地思考(thinking rationally)，理性地行动(acting rationally)(14)。这里，注意：这些定义中的动词act，而不是interact(with someone)；think，而不是think(with someone)。更不用说，这些定义都完全没有反映任何文化意识。 一些中国学者则提出，人工智能的问题出在对“智能”的理解上，或者说智能的生成机制上(钟义信2019(15)；何华灿2018(16)；汪培庄2018(17))。他们指出，人工智能的三大基础理论流派，结构主义、功能主义、行为主义，因为都受到传统心理学影响，所以把“智能”归结于人的大脑(Glassman 2019(18)；Gozzi Jr.1994(19))；又由于互不相通，因此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办法。有鉴于此，他们提出，应该将现代信息学作为指针，把智能看作是“主体”在与“客体”互动中进行信息转换和信息生成的产物(见图1)，以形成人工智能的普适理论。这里让我们称之为“主客互动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