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0)02-0034-10 后理论研究正不冷不热、不紧不慢展开于国内外学界。这或许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理论的强大惯性，以及试图从中另辟新径时所需要的小心。新径有两条。一条直接介绍晚近国际上各种“理论之后的理论”新方案及代表人物。这很有意义，却不能满足于让一些新人取代旧人，给人简单更换话题之感。因为从字面看，后理论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前后相承。另一条更具难度的途径是深入寻绎其学理发生进路，还原从理论到后理论的演进必然性。这首先得承认有些重要理论家是横贯理论与后理论的。 本文拟以德里达为对象论证这一点。在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理论运动中，和福柯一样，德里达同样是每每被归于法国理论名下的最重要代表。而在迄今涌现的多部论述“理论之后”的著作与文集中，仅检视书末索引便不难发现，德里达仍是后理论者们频频谈论的一个名字。①2012年乔纳森·卡勒来华演讲提出的理论之后六动向，在有限的篇幅中独独为德里达留出了两个：一是“最近我们看到了德里达研究的再次兴起”，因为其述行性以及哀悼、决定等思想，被认为点燃了后理论话题；二是受其《我所是的动物》一文影响，正逐渐兴起的人与动物关系研究。②这些话题说到底来自解构。需要进入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学理脉络，来深探后理论与之的关系。这也将逐渐引导我们看清，后理论究竟在哪个意义上可能和中国问题发生关联，以及这种关联何以并非牵强附会而属题中应有之义。有一条根本线索由此被连起来了。 一、在场的重复、学派化与理论运动的悖论性效果 德里达独特地察觉到，形而上学的隐秘是把可重复者与可经验者佯装为一体。可重复者“无限地被重复而始终还是同一个对象”[1]95，所以超验、永久而理想化；它又要能被每个人经验到，成为瞬间、即时、被后者发自内心认同为真理的。这矛盾的两面借助声音这一中项，被形而上学不动声色地集于一身。一方面，声音可重复。因为主体向对象说话时，声音从外部触及其感官，被主体同时听见，这使主体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发出的声音是外部真实、客观存在着的声音，进而就拥有了一种和对象一起听见了客观的声音并真切在场的感觉，换言之，主体把自己发出的声音重复化了，重复成了正向自己发出着的客观的声音，这都拜声音作为一种物质载体的特殊性质所赐。③另一方面，声音又可以使人直接经验到上述真实、客观的意义。因为声音在触发了对象与主体的听觉后，似乎隐去了自身，而无阻隔地、透明地直接让位给意义，使之直接渗透了进来，导致对象与主体都觉得自己听到声音之际便直接得到了意义，即在“能指会变得完全透明，因为它与所指绝对相近”的状态中获得了“理想意义”[1]95。这样，声音把可重复者与可经验者这对立的双方联结了起来，使一种明明重复而超验的意义，顺利地为人们的经验所接受，实现了形而上学的理想。 德里达将上述借助声音中项实现的在场揭露为幻觉。就涉及可重复性的前一方面而言，主体说话并被自己听见，以为自己由此稳然在场，是以不去反思在场的起点为前提的。因为在场要证明自己真实存在，得证明自己具有能被感知到的起点，一种能被感知到起点的东西，才能被确认为是存在的，但追溯作为在场起点的、那个将自己发出的声音当成了外来客观声音的瞬间时，后者总已经过去，而在意识中被阻断了，它不让人们感知到它，即总是隐藏着重复得以开始的起点，这便无限推迟着对起点的达成，而证实了起点无法被确认存在，纯粹的在场因而不可能。就涉及可经验性的后一方面来看，尽管声音似乎在触发听觉后隐去自身而让位于意义，这种无阻隔的透明状态，实际上也是达不到的。形而上学之所以相信能达到，很大程度上是西语的多音节性使然。除极少数单音节词容易在缺乏上下文的情况下因同音被混听外，西语每个词在发声上富于高低起伏错落的节奏，彼此不同，这当然容易保证听声一般即可辨义。在此，能指似乎确实一下子迅速滑入所指，而失去与之的间隔。这也恰恰表明如此所滑入的所指、所得到的意义并非为听觉能指所直接产生，而实乃超验的。④但这种无阻隔的透明状态，是不是声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相呢？至少需要考虑西语以外的其他可能性。在单音节性语言中，能指与所指天然具备阻隔，未必轻易发生后者取代前者的情况，而有可能抑制形而上学的在场幻觉。德里达考虑用文字(写作)揭穿这种幻觉，展开了解构。 包括但不限于耶鲁学派的晚近理论家们，从德里达上述学理中发展出的批评思路，使得“批评作为一种类型与风气、一种跨个体的广泛的现象”迅速推动了理论运动的发展。[2]问题却也在于这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揭露的是在场形而上学包裹于声音及其在场幻觉中的“重复而可经验”这一点的不可靠，但他的后继者们纷纷起来以这一理论为武器，从事理论运动中惹眼的解构批评并迅速形成解构学派，这是以自己和读者都觉得其批评过程可经验、可相信为实质的，会不会恰好陷入了为德里达所不愿看见的“重复而可经验”之境呢？解构的本意，应该是拒斥学派化的，因为学派化就仍然难免于中心化与总体化。解构，本应针对可重复的声音在场幻觉而走出重复，按理是无法被轻易效仿的，却在被效仿中不知不觉重蹈重复的窠臼，导致想要检讨的目标成了脚下的出发点，这有没有可能？从理路上推证，产生这种怀疑是很自然的。卡勒尽管在2017年底为其《理论中的文学》一书中译本特意撰写的序言《当下的理论》中，坚持认为德里达的“理论通过反驳和颠覆先前的思想方式”而有重要意义，却已开始注意到，包括德里达解构理论在内的“理论越是变得无所不在，它本身就越不新鲜和特别”[3]序言：1-2。“无所不在”便蕴含着可重复的运用惯性造成的疲软意味(疲软是由于意识不到自身的存在，而这就是在场幻觉)。和德里达曾经活跃于同一时期的福柯，对此是抱有警惕的：“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真相话语的体制化是作为主体对于自身发出的强制话语。也就是说，对真相话语的组织不是来自根据被认可的客观规则所进行的观察与检验，而是围绕着供述行为才有了关于性学的真相话语。”[4]所谓理论的“主体对于自身发出的强制话语”，不就是德里达揭示出的、以重复性为掩体的在场的自恋症结(“被听见—说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