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19.06.018 所谓时尚，就是一定时间内的风尚。英文中的“fashion”一词源自拉丁文“facio or factio”，意思是“making or doing”(制造或人为的)。时尚最早代表了阶级地位和宫廷特权，但随着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的扩张，当代的时尚日趋大众化，泛指一种盛行一时的日常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涉及诸如审美、衣装、饮食、行为、居住、价值观念、情感表达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波德里亚则认为时尚是变幻的、循环的文化消费实践，是当代社会的一种表征，从性到媒介、从艺术到政治，无一不渗透着时尚的逻辑。①把“时尚”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始自19世纪末。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认为，有闲阶级的炫耀性消费时尚，是建构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一种标记。西美尔则指出，时尚兼具两种貌似矛盾的特色，一方面是个体模仿群体特征的“趋同”(imitation)，另一方面是个体要在群体中突显自己的“标异”(demarcation)，所以时尚始终处在一窝蜂、又快速消散之间的双元性摆荡中。时尚的历史就是企图将上述两种对立的倾向越来越完美地调节为流行的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历史。②这种认为时尚是由上流阶层开始带动、下层相继模仿的理论一般被认为是“滴入理论”(trickle-down)。③ 珍妮弗·克雷克在研究西方时装系统时提到：“资本主义和文化政治显示了不同的权力关系，而时装则用不同的且有所变化的方式对这些权力关系作出了反应”，应该被理解成一种“文化技术”。④布迪厄则认为时尚是生产场域与消费场域这两个相互独立的场域共同“协作”的结果，权力关系贯穿于时尚与流行再生产的每一个环节。⑤文化场域中的斗争生产出“社会阶级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委婉形式”。⑥因此，时尚正是各种权力资本或意识形态激烈争夺的场域。本文欲以这一理论视角来观照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语境，探讨民国时期20世纪30年代的时尚背后各种力量的博弈与角逐。 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消费主义的合谋 20世纪20-30年代，国民党武力统一中国后，尽管政治合法性依旧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公开挑战，同时又面临帝国主义的入侵，战乱频仍，但工业的平均增长率却高达8.4%，⑦特别是1927-1937年，被称为民国工商业发展的“黄金十年”。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从某种意义上说得自抵抗帝国主义的政治需要。因为要想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家分裂、经济富强、自给自足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必须向外国学习(甚至是被迫学习)以便创造那些被称为中国“民族国家”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又要清楚地与那些被视为外国的东西进行严厉区隔。因而葛凯指出，“消费主义是创建近代中国的关键”。⑧20世纪开始兴起的商品展览会，不是头脑发热的模仿，而是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合谋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过程。而通过广告、时装秀、陈列馆等各种新兴大众媒介宣传国货的运动，不惜出台各种行政手段，连续命名各种“国货年”(1934年“妇女国货年”、1935年“学生国货年”、1936年“市民国货年”)，民国政府强势建构起一种民族主义消费文化，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上层到底层，从政治经济的精英论述到学生个人在学校穿什么衣服的决定等，⑨尤其对时尚、商业、外观以及男女性别形象都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 1.民族主义消费文化与男性形象 1912年民国政府通过了一个“服制案”，配有详尽的各种服饰式样的插图：西装、晨礼服、非正式的无尾晚礼服和燕尾服等，还配有圆顶大礼帽。⑩除了规定男人的礼服和常服都要求由黑色的中国丝绸制成外，显然已经是十分西化的服装风格了，标识出与封建帝制时代的彻底决裂以及欲比肩于世界之林的现代民族国家主体的新气象。而对女性服装《服制》只简单规定了礼服要由“长与膝齐”的中式绣衣加褶裥裙组成，透视出所谓“国民之母”“女国民”并未真正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主体行列。男性服装的西化，无疑刺激了洋货的畅销风行，吸引更多外商漂海逐利而来，也刺激了中国制造商的出现，民族工业乘势而起，市场进一步扩大。有资料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的十年间，仅上海一地的中国工厂已达百多家。(11) 但是借着西化之风繁盛起来的民族工商业，也会同时带来民族认同的焦虑和危机，因而当时也有反对采用西式服装，比如伍廷芳就认为穿西装不可能爱国，最后，孙中山在对西式、中式、折中式三种风格的认同后，发明了“中山装”。(12)由此，民国领导人和他们的支持者认为建立并强化他们自己的标准形象，对新生国家是意义重大的事业，彰显出物质文化在维持民族主义过程中的重要性。事实上，每个人的身体都是民族象征符号的关键表现场所，如“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历史事件，还有通过服饰表达“男降女不降”的民族记忆。因而，对中华国货维持会来说，诸如布料和服装款式这样的物质文化，就可以用来建构现代中国人的民族主义。通过抢救传统款式和重新赋予它们“爱国”的含义，(13)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与消费主义实现了完美合谋，创造了民族主义消费美学，不仅表现在男性形象上，更是集中体现在对女性形象的设定和控制上。 2.“妇女国货年”与爱国女性消费 随着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不断蔓延，西方列强为转嫁危机，争先向中国倾销过剩产品，国内民族工业面临严重冲击。风起云涌的国货运动便是在这样的时代危机中产生的。 面对内忧外患，蒋介石在1934年推出了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这一年也被国民政府定位为“妇女国货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所有活动，都围绕着一个主题——推出民族女性新规范，即母亲、女儿及追求时髦的消费者在消费时心中要考虑国家的利益。这是政治意识形态直接规范女性生活的一年。妇女国货年的一则官方标语这样写道：“欲享男女平等权利，必先表现平等力量。妇女既不宜效力疆场，自应尽全力提倡国货。”上海市政府也有类似官方文告：“至于使用国货，理所当然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使用它的巨大权利却完全操纵在女人手中。”(14)官方舆论一直强调，妇女对国货运动非常关键，不仅仅因为她们是参与者，而且是民族主义消费者的理想代表。在运动者提倡的叙述中，妇女有能力扮演民族救星的角色。如一张名为“慈母爱子”的图片，孩子身上写着“国货事业”，那抱孩的慈母身上标明“提倡者”的字样，把女性消费国货提高到哺育婴孩的母爱行为，民族主义在竭力召唤女性对民族的贡献。(见图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