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1.015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1-0138-08 萨义德《东方学》中的“东方”(Orient)最准确的含义是一个想象的东方，是一个模糊的地政学范畴。狭义上，该东方是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现实中，它与广义的西方相对，可以包含远东地区的中国、日本及印度。20世纪90年代初，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引入中国，并逐渐被人熟知。1990年代，众多国内文化学者将“东方主义”中国化，试图将东方的版图扩大，以适应中国的语境。其中就包括了刘象愚、王一川、陶东风、王岳川等著名文化学者，他们在《读书》《文艺争鸣》《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等期刊集中讨论了后殖民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碰撞”，也提出了诸多“方案”。在很多人看来，与1990年代的环境相比，现在再去谈论“文化殖民”一词貌似已经过时，但事实上，后殖民主义理论并非是僵化的理论，它会随着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等诸多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与20多年前相比，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巨变，所以在此讨论对东方主义中国化议题的更新、扩展与再思考有一定必要性。 1999年，萨义德的《东方学》首次在中国出版，距今恰逢20年。巧合的是，1999年常被业界称为互联网大潮的起始年，它与东方学传入中国的时间偶合，这也使得当初的人们对互联网这一“西洋”事物自然地与“殖民工具”相联系。经过20年的发展，人们也逐渐辨析清楚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互联网并不是“后殖民”的“帮凶”，而有可能成为“后殖民”的“掘墓人”，互联网的“殖民能力”经历了“由盛及衰”的变化。在东方学引入中国和互联网大发展20周年的双重历史节点上，重新思考“互联网与东方学”，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东西方“和解”的可能性显得尤为重要。 一、由盛及衰：作为“转折点”的互联网 在中国学者讨论后殖民主义之前，也就是在互联网成为一种“新殖民工具”之前，后殖民主义理论在西方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萨义德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霍米·巴巴在1990年出版的《民族与叙事》、1993年出版的《文化的定位》、斯皮瓦克在1999年才出版的《后殖民理性批判：通向正在消失的现在的历史》都是在互联网出现或兴盛之前出版的论著，在这个互联网“统治”的时代，一些论调已经无法适应当前语境，或是完全被互联网情境所颠覆。萨义德、汤林森、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后殖民主义研究学者与20世纪90年代东方众多文化研究学者也无法预料到，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殖民效果会如此“波动”，势必需要重新思考东西方话语权的平衡与格局。胡翼青在提出关于“媒介技术哲学范式的兴起”观点时就强调：“媒介作为当下社会的技术框架，重塑着社会的时间观、空间观和权力关系。”[1][p5]因此，从理论上讲，通过技术哲学的角度对后殖民主义进行思考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从过去几十年的状况看，西方话语经历了一次由盛及衰的权力波动。在前互联网时代，东方话语权力一再被削弱，西方文化不再是渗透和倒戈，却是明目张胆地利用传媒工具对东方施加影响。西方沉浸在“自我”与“他者”的身份结构中，幻想传媒工具(主要指传统媒介)带来永久的权力快感。随着互联网从Web2.0时代逐渐走向后期并跨入Web3.0阶段，西方话语权出现了衰落迹象。由此可见，Web2.0时代的西方媒介生态出现了诸多问题，从而直接导致了“西方转衰与东方赋权”。直观地看，西方自媒体的低门槛、强交互特征逐渐显现，新媒介逐渐替代了传统媒介，为此西方集中垄断媒介资源的能力也大大削弱。当东西方都具备媒介使用权的时候，西方原先幻想垄断情境已不复存在。现如今，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正从互联网信息净输入国发展成了互联网信息输出国，由逆差转向顺差，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西方话语权力衰落的迹象。早在2001年，富兰克林的《互联网与后殖民主义政治表征》与戴维·莫利的《认同的空间》中以西方视角(殖民者视角)反思了网络空间中“东方崛起”，文中提道：“我们在承认一种文化垄断的终结的同时，我们都受到来自自身发现的威胁。顷刻间情况变得可能是只存在他者而我们自己则是诸他者中的‘他者’。”[2](p34)这句话暗示着，从互联网技术传到东方之日起，“西方中心主义”的架构就不再是坚不可摧的了。 宏观上看，互联网时代的主体性“剧变”切实影响着整个传媒生态、权力与东西方对话。在此背景下东方被赋权，对东方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东方的反抗”所带来的文化“地域化”瓦解了文化“程式化”的单一发展路径，但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化全球化发展。现在东方的处境早已不是罗兰·巴特在《Mythologies》中讲述《失去的大陆》那般：“所谓‘东方’，被掠走了所有的内容，恢复到单纯的色彩。”当前的“话语规则”就不仅仅涉及文化的力量，更是社会的较量，当媒介环境发生改变、主体身份出现偏移、权力结构产生松动的时候，那又该是重新思考东方学的时候。其实安东尼·葛兰西在提出霸权所涉及的关联体中时包含了政治与社会因素，往后学者受形式主义影响，渐渐忽视了诸如“互联网”等工具作为的社会因素。某种意义上讲，互联网的作用在20年的后半段被低估了。 二、主体偏移：后殖民主义式微的媒介语境 互联网对殖民主义最初产生的效果是“主体偏移”，主体偏移最直接地表现在参与主体、权利主体与主体属性三个方面。三方面的主体偏移直接导致了西方话语霸权的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