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成人社会一提到青年，很容易想到“新青年”这个词。毕竟，青年人代表着这个世界的新生和希望，预示着国家与社会的未来和理想。对于一百多年来一直渴望争取民族与国家独立、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来说，对青年的理想化期待一直比较强烈。与之相关，成人社会在提到青年时，也会时不时地提到要对青年进行“启蒙”教育和精心培养之类的话。不管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还愿意接受“启蒙”这个词(有人认为它隐含了不对等交流甚至话语霸权的意味)，但这一提法所包含的引导青年成长的苦心，不但是教育专家和家长们所推崇或认可的，也是一部分青年人能够感受到的。不难看出，无论是“新青年”还是“启蒙”之类的说法，都意味着主流社会对现实社会里的原生态的青少年实存状态心存不甘甚至忧虑，对青年还有更高的期待和提升诉求。 从另一方面来看，青年的实存状态不可能完全是原生态的存在，它经常呈现为某些具有自我赋义感的青年文化形式，并且在这些青年文化形式当中被不断建构和重构。可以说，青年文化是处在社会结构张力当中的青年群体应对社会结构压力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它不只是青年人自己的创造，而且与整个主流社会的未来期待和现实社会结构施加的压力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在讨论青年的实存状态和成人社会对于青年的未来期待时，就不能不关注青年文化的形态变化，尤其是那些不断滋生和翻新的青年文化形式。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所言，“青年人的问题之所以显得很重要，很大程度是因为它们体现了整个社会的症候”。①可以说，各种不断翻新的青年文化形式，就是表征整个社会结构性矛盾的重要“症候”。由此不难看出，了解和辨析各种新的青年文化形式和青年文化症候，对于进一步理解那些制约和影响青年文化发展的社会深层结构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 当今中国青年文化中的“新”与“旧”(从两则实例谈起) 如果仅从表现形式上看，当今中国的青年文化可谓五彩斑斓。不但各种人为制造的文化节日(比如“光棍节”“女生节”和“购物节”)和文化展示行为(如Cosplay、涂鸦、抖音和快手视频展示等)层出不穷，而且生产出了数量惊人的反映或针对青年人精神生活的文化产品。其中那些比较流行的作品，很多都呈现为青春怀旧、霸道总裁崇拜、职场竞争、王妃受宠或宫斗、“屌丝”自损或佛系自慰之类的新情绪样态。如果细看就会发现，这些新的表达形式也多是个人伤感或失落的叙事，大都传达的是某种集聚了“自恋、感伤与反讽”等多重复杂格调的“小悲欢”。即使出现了一些反映青年人现实生存困境、不甘平庸或努力上进的影视剧，但由于这些作品同样缺乏某种更富精神统摄力和提升力的社会理想，所以也很难创造出一些更富想象力、更具创新性的另类文化想象，最终很容易被那些极具操作性(甚至操纵性)的个人成功主义、消费主义或带有宿命色彩的意识形态所俘获。 以上对于当下不断翻新的各种青年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的判断，虽然也点中了青年流行文化在某些方面存在的局限，但想必很难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因为这些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把复杂的青年文化问题给简化了。实际上，从阿尔都塞到英国的文化研究者们都提醒过我们，任何一种青年流行文化形式都是相当复杂的，其文本表达或演示过程本身就存在一些自我暴露的裂隙，而有辨识力的读者通过对这些裂隙进行“症候阅读”，就可以对其所着力构建的意识形态表达做出“内爆式”的批判性分析。另外，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理论家也对包括青年流行文化在内的流行文化工业生产体系和消费操纵体系进行过深度批判，我国很多从事当代流行文化研究的学者也借鉴过这些思想，对中国当代青年流行文化进行过一些批判性的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主要着眼于“新型”青年文化的建设，所以不打算再顺着以上这些理论框架对青年流行文化进行文本细读和批评，而要换一下提问的方式。我们既然认为这些内含各种裂隙、大批量生产的青年流行文化并没有多少根本的“新意”，那就得面对这样一个诘问：如果着眼于未来理想社会的建设，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新型”青年文化？ 笔者之所以不揣浅陋来讨论这一问题，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深感此论题意义重大，探讨难度亦大，仅凭自己的孤思苦想难有进展，因此想提出自己的初步思考，以期引发更多同行的关注和探讨。二是因为笔者在与一些大学生和进城务工青年的直接接触中，受到了一些切身的触动和启发，感觉有必要把这些感受拿出来让大家共同思考。在笔者看来，这两类人群虽然在生活环境和心态方面有较大差异，且对流行文化的汲取和展现也各有不同，但他们的青年文化展现也具有某种结构性的内在相似性，因此有必要放在一起进行讨论。 先看一些与在校大学生相关的事例。我十多年来在给学生出毕业论文选题的时候，多少发现了一些规律。比如，那些内容上相对经典、理论上相对深奥的选题，或者那些分析普通劳动者形象的现实主义文学选题，越来越少有同学愿意写了；更多的同学喜欢写“穿越”“玄幻”“盗墓”“暴走族”和耽美、动漫、“屌丝”之类的流行文化论题。说老实话，我们这些教文艺理论的老师，一般都很包容(至少不反对)学生们去研究这些新兴的文化现象。但是，当同学们不无雷同地复述各种离奇的、仙界魔界的、三生三世的、虐心虐身的、刻骨铭心的故事情节(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有类型化的套路)之时，我就难免会产生一些质疑：同学们，你们真觉得自己要写的这些论题就“新”吗？不少同学会说：“新。”我说：“好像不新啊！”他们问：“为什么？”我解释说，我注意到许多“穿越小说”里的女主角往往都是要穿越历史回去做富家小姐的，没见谁要做丫鬟的。更不要说这些小说里写的富家小姐个个都自享其乐，不用劳动，围在她们身边献殷勤、团团转的，全是些温柔体贴的“高富帅”公子哥。这种“穿越”其实并不稀奇，它期盼的依然是当个“人上人”来享受一下众星拱月式的特权，这不照样还是“旧”思想吗？这些旧思想，想一想其实早在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更不要说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就已经被青年们鄙视过了，今天怎么又换了个马甲回来了？这还能叫“新”吗？有同学听到这里就开始憨笑，有的男生甚至带点坏笑：“老师，你真的老了，看不到这里面有超多的笑点啊。”一旦跟学生纠结到这个梗上，我们之间的对话就难以为继了。回头想想，也许同学们更懂得青年流行文化，他们并不想把这些流行文化当作什么严肃的东西，只觉得是作为生活的调剂和笑点就很好了。我们大家也没必要对此懊恼，倒是这种交流上的僵局促使我再次回想到前面提到的那个论题：什么样的青年才是“新青年”？什么样的流行文化才是“新型”青年文化？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新型”青年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