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9)06-0071-19 县是中国行政区域的基本单位，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运动扎根地方的基础支点。在赣、闽、粤等南方省份，许多无法在城市立足的中共党员或左派人士，被迫或主动选择潜返家乡，重新以县为基本区域聚集和发展势力，使中共革命呈现为由各县革命势力联合发动的一场群雄四起的地方革命运动。对以扎根地方为突出特征的中共革命史进行研究，必定涉及县域的革命人物及其活动，这种趋向在以社会史或革命动员为主题的革命史研究中尤为显著。不过，总体而言，习惯于以某个根据地或省为聚焦点的中共地方革命史研究，在论及具体某县的革命运动时往往浮在面上，很少能够深入解剖其内部过程。出现这种研究状况的主要因素，除了易于理解的研究视角上的宏观性(或者说中观性)，更难克服的困难在于常见的、以文件报刊和回忆录为主要来源的革命史料，难以满足地方革命史的研究需要。这种史料上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近年来中共地方革命史的研究成果，在史料运用方面越来越同质化。 从中共地方革命缘起的视角来看，毛泽东1930年写成的《寻乌调查》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份罕见的文献史料。尽管上世纪80年代被收入公开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以来，这份调查资料就广为人知，并被社会经济史、乡村政治史、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所征引，但很显然，作为典型案例式地反映中共地方革命兴起过程的基层革命文献，其史料价值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利用①。与同一时期其他的社会调查资料或地方革命文献相比，《寻乌调查》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全景式地记录了位于革命漩涡中心的一个“赤色县”的读书人的群体状况，其中不仅包含对这个群体及其社会关系相对细致的调查，而且充满了对其命运转折和代际更替的深邃洞察。从某种程度上说，《寻乌调查》并不只是一种史料，透过调查者——毛泽东的革命视角，它本身就是一部隐含着多种线索的地方革命史。 与《寻乌调查》这份地方革命史文献同等重要的是，寻乌县目前仍然留存许多可以与其形成互证的家族史料，以及一些当事人的历史记录。毋庸讳言，如果没有《寻乌调查》，当下可见的这些家族史料或当事人记录，或许与我们在其他县域所看到的类似史料没有太大区别。然而正是由于存在《寻乌调查》对寻乌全县主要人物关系的全局性描述，才使得这些分散各处、立场不一的历史资料，有可能透过对《寻乌调查》人物信息的补充或订正，将近代寻乌以革命运动为主要面向的历史演变脉络趋近于系统化。换言之，这些构成互证关系、较为丰富的寻乌地方史料，为我们对中共地方革命史进行以县为单位的微观阐释，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可能性。在错综交织的寻乌近代史料中，对《寻乌调查》中的革命史线索进行考察、梳理和再建构的研究过程，犹如一次基于历史文献追索的新“寻乌调查”。 一、读书人的代际革命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以日本为主要目的地的游学风潮在中国兴起。1905年清廷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同一年的游日学生人数也达到高潮。由此时期开始，新式的或新旧掺杂的学堂、学校，受到晚清政府鼓励兴学政策的刺激，迅速成为几乎不间断地生产大批学生的主流教育机构。从科举制度到学校教育制度的改革，再到20年代学校革命化潮流的涌起，这一连串令人炫目的社会变革，对读书人这个相对特殊的阶层或群体，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分层的结果。简单地说，在上述变革浪潮席卷到的区域，如果以十年为粗略的界限，那么1905年左右的儒生，与1915年、1925年左右的学生或毕业生之间，往往存在较为明显的代际差异，而这种差异又意味着人生格式的不同。 地处赣粤闽三省交界区域的寻乌县，其社会变革速率通常会比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慢几拍，但大体上能够反映近代读书人的社会分层状况。在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寻乌读书人，隐然被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清末士绅，年纪在五六十岁以上的居多，少数40多岁的仍较活跃，以所谓的寻乌“五虎将”为代表；第二个层次是1910年代至1920年代初期的毕业生，年纪一般有三、四十多岁，以“新寻派”为代表；第三个层次是1920年代中期以后受学生运动、国民革命和中共影响的“左倾”学生或毕业生，年纪普遍在20多岁左右，以“中山派”(又称“合作社派”)为代表。其他代际倾向模糊的旧士绅、毕业生或学生，要么在政治活动或公共事务中缺乏积极性，要么成为上述某个层次的代表人物的拥护者或追随者，要么赴外游学或生活，远离了寻乌县的政治舞台。当然，也有极少数像前清举人古鹿苹这样既不漠视地方公益、又几乎置身于争权夺利之外的传统“正绅”。 在这三个层次的代表人物中，寻乌“五虎将”的真实性颇难考证，这一称呼本身也很容易引起误解。一般来说，传统士绅人物，倘不具备武举、军功等背景或类似军人的干事作风，很少可能被群体性地冠以这种武夫式的名号。从《寻乌调查》记载的内容来看，“五虎将”——潘明典、谢虚左、陈吐凤、彭子经、邝太澜等五人，他们的背景和经历实在难以匹配这种名号。排在首位的潘明典，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这样描述他的履历：“前清拔贡，民国法政毕业，做过陆丰、会昌两县知事，又做本县教育局长数年，还担任许多别的事，有‘身兼九长’之称。本是个中等地主，运动省议员用掉四千多元，还是落选。去年做南昌高等法院管狱所长，今年在九江做高等法院书记官，是个官僚主义者。说话很漂亮，字也写得好，样子也好看，又很规矩，像个孔夫子。”此外，他还做过寻乌同善社的善长。更不为人所知的是，演成“赤白对立”的那场革命结束后，他“以族谊为重”，出面营救“被当局关管杀”的乡亲，“此举族中敬仰，世人称颂”②。名列第二的谢虚左“在学校供职”、“执教鞭半生”，斯文气质似不输于潘明典，即使他在1927年后与地方武装活动沾上边，但也只不过充任“清乡委员会文牍”等文职而已③。《寻乌调查》对陈吐凤、邝太澜的人生轨迹缺少描述，只知道陈是留车族坑人，“二百多石，大劣绅”，曾与保护寻乌县长谢寅出逃的法警、店主陈登祺(后任靖卫队长)交好。另外，从“五虎将”教育背景的概述中，可知“陈及潘、彭、邝都是秀才，只谢是毕业生(寻乌简易师范)”。这五人中，大概只有彭子经勉强算得上是一个地方强人，他在“清末做过湖南凤凰厅巡检，民国时代又在本县做过财政局事务员，收过赌款，最近在团防队做军需股，每次清乡都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