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革命、历史之间的互动一直是当代文学中最耐人寻味的关系，经由文学作品声势浩大的反复书写，构成了文学叙述与历史实践、文学秩序与社会秩序、文学虚构与革命伦理、文学审美与社会功能之间或对应，或悖反，或建构，或颠覆的关系。“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历史题材不仅决定了作品的等级与重要性，更是文本叙事与现实政治双重合法性的保障。“三红”《敌后武工队》《吕梁英雄传》《保卫延安》等作品“承担了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已达到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和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②。而当革命叙事不断纯粹、激进的诉求完全驱逐了个人性情感与世俗生活，革命历史小说也走到了千篇一律的境地。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历史主义思想资源的注入，文学又开启了对革命历史新一轮的想象与书写。同样的革命历史，在《红高粱》《白鹿原》《花腔》《活着》《我的帝王生涯》《丰乳肥臀》中既生机勃勃天翻地覆，又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历史的偶然、重复取代了必然的光明与进步，消解了真理、理想、信仰搭建的历史基座，呈现出“空缺”“迷宫”“轮回”“原欲”等多副面孔。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历史小说的过渡也佐证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向”，其中包含了文化语境(革命/后革命)、叙事话语(国家话语/个人话语)、精神指向(革命彼岸/世俗当下)更迭等诸多话题。 在“转向”的文学脉络中，邓一光的革命战争小说叙事呈现出“调和”与“兼容”的特点。出生于军人家庭的邓一光天然地对革命战争具有一股敏感和热情。这股热情当然不是热衷战争或好战，而是通过书写战争进入历史与现实的通道，在血与火的激荡中勘察人性，反思历史反思战争。《父亲是个兵》《想起草原》《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具有刚烈硬朗浪漫的现实主义基调，充溢着浩荡凛然的崇高之气和英雄气质。与新历史小说“反英雄”“反理想”“反崇高”的倾向不同，邓一光小说并不“消解”英雄，甚至积极塑造英雄，“父亲”(《父亲是个兵》)、关山林(《我是我的神》)、乌力图古拉(《我是我的神》)，赫然站立在“后革命”萎靡不振的精神版图上。但他们又区别于革命历史小说中过于单调的英雄形象——意识形态规约下的政治代言，而是作为确立人的本质、彰显精神力量的饱满个体——有情有义有血性，有脆弱有偏激有执拗，张扬着向上的意志和旺盛的生命力。通过这些战场上的英雄远离战争后的种种情状，小说又反思了战争对人的伤害，如对日常生活的无所适从、把战争思维习惯强硬贯彻到家庭生活中。于此，作者对战争的思考与诘问已经跳出了政治立场与胜负意义的框架，而是从人的立场出发，考察战争文化心理与惯性的延续与影响。 移居深圳后，邓一光的写作发生了调整，从革命历史转向当下都市，从战争年代转向现代生活，创作了一系列以深圳为题材背景的中短篇小说，如《香蜜湖漏了》《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深圳蓝》《深圳在北纬22°27′～22°52′》。这些小说虽然聚焦深圳的日常生活，但其中依然闪烁着作者骨子里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气质和挖掘历史的敏感，“过于现实的深圳”经过艺术处理，“有了遥远感和分量感”③。因此，当邓一光的长篇小说新作《人，或所有的士兵》从现实生活“重临”革命战争，书写深圳的“前世”历史，就不仅赋予城市“一种英雄的历史感”，更是对两个阶段写作资源的有机整合与超越。对小说的解读与阐释也就有必要置于革命历史小说叙述谱系与邓一光文学创作脉络中，一方面考察作品为革命历史叙事为解读战争提供了哪些新的经验；另一方面考察在作者整个创作中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人，或所有的战争》体量庞大，将近七十万字；情节枝蔓丛生，涉及革命、战争、政治、宗教、道德、信仰等多方面话题；叙事上用心良苦，多角度叙事多重视角共同拼凑出从香港保卫战到日本战败投降期间的战争风云。不难看出，这是作者沉潜数年后的用心之作。小说艺术表现形式上特点鲜明，一是非虚构的倾向，二是多角度叙事。作者在结构作品时使用了大量的史料，真实的时间、地点、人物，真实的数字、事件，虚构的比例甚至小于非虚构比例，更毋宁说，小说是由虚构主人公领引读者重新体验那段真实的历史。虚构是小说的权利，革命历史小说倚之建构一种历史，新历史小说倚之解构一种历史。在历史虚无主义风行之下，非虚构意味着一种竭尽所能靠近真相的努力，一种保卫历史的努力。保卫历史，不是维护一体化的意识形态，也不是任由对历史的肆意涂抹，而是正视生灵涂炭、暴力泛滥的历史。保卫历史即是保卫人的尊严与价值。新历史小说对多角度叙事格外钟情，多重视角下言说的差异性更容易达成解构“一体化”的意图，在众说纷纭中抹掉历史本质的底色。《人，或所有的士兵》中有十余种叙事声音，从身份上看，有各国战俘，有日军战俘营管理者，有战争亲历者，有法官律师，等等。各种叙事声音会合拼起了一段狂暴的战争历史，更重要的是，因为有非虚构的史料根基，有无数人遭受的暴力杀戮，各方所依据的战争理由均化为乌有——不管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侵略一方还是反侵略一方，随之灰飞烟灭的还有所有发动、鼓励战争的政治、信仰、革命的正义性。非虚构与多视角叙事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作品饱满的叙事张力，作品的内在精神诉求也得到了有力的呈现，即以人的名义，远离一切战争。由此，小说用沉重压抑的笔触对战场上人的毁灭、各种暴力杀戮进行了剖析，从人道主义立场全面否定战争，这也构成了小说反战的基本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