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辛在《拉奥孔》中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即诗(或者说广义的文学)是时间的艺术①。的确，在欣赏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读者总是要首先依次阅读一行行排列整齐的字符，然后才能伴随着时光的流逝，在头脑中浮现出精妙的韵脚、鲜活的人物、细腻的风景以及曲折的情节。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以文字为媒介的艺术，文学其实是天然地和时间联系在一起的。不过，正如所有的规则在其诞生的那一刻，就呼唤着的挑战与改写；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艺术史上的这类“法则”从来不是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而是应该破坏和无视的牢笼。一代又一代的新锐艺术家正是通过对规则的僭越，发展出缤纷多彩的风格、流派，并敷衍出蔚为壮观的艺术史。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以思想尖锐、风格独特著称的张承志就是这样的艺术家。虽然他无法真正打破文字只能依次阅读的“铁律”，但其笔下却总是会浮现出一幅油画、一纸素描、一帧影像、一张照片……于是，由文字所“绘制”的画面，打断了故事、情节的发展线索，将叙事节奏放慢至最低限度，使空间暂时性地“压倒”了时间。在张承志的部分小说、散文中，叙事的脉络完全由画面所结构，甚至本身就只是为了烘托画面才有了存在的意义。因此，在张承志那里，文学叙述所天然携带的时间性，与用文字构筑空间性的画面的努力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并成为其作品风格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这样一种艺术风格具有哪些表现形态?作家为何会选择这样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它最终形成的艺术效果又是什么? 应该说，张承志早年的文学道路是颇为顺遂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1978)、《阿勒克足球》(1980)、《大坂》(1982)、《黑骏马》(1982)、《北方的河》(1984)等早期作品接连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创作奖以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等重要奖项，使得彼时的年轻作家成为文坛上的耀眼明星。在某种意义上，张承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正是由这批早期小说奠定的，其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大量作品由于争议不断，反而并不为社会公众所熟悉。不过，作家本人在这一时期各类有关创作的文字中，并没有表现出一位成功作家的自信，反而总是显露出对自身写作能力的怀疑。例如，在为短篇小说集《老桥》所写的后记中，他在明确表示自己“偏爱过抒情散文式的小说叙述方法”后，就坦诚了自己在形式问题上的纠结和困惑： 但我毕竟生活在八十年代，并可能活到二十一世纪初叶。即便是对老桥时代的描写吧，我也开始有了复杂些的感受和冷静些的眼光。它们在倔强地迫使我改变和寻找。……只是这一切都得来得太费劲、太笨重了!我总是时而痛感我的语言不能准确地传达感受，时而伤心我的认识总是那么肤浅和呆板。你最终能达到怎么样的一步呢?我常问自己。我开始体会到了文学劳动的沉重，体会到了认识的不易和形式的难以捕捉。我总被一种无益的忧郁袭击，我感到举步艰难(维艰)。② 张承志在这里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虽然那些关于草原和北方的故事感动了无数读者，但它们并没有真正将作家的所思所感完美地表达出来。这个执着的写作者还在苦苦地寻找自己的理想中的形式和语言。 正是在这种追寻的过程当中，张承志与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不期然地相遇了。在一篇有关凡·高的散文中，他通过对画家作品的分析和思考，认识到“一个真正爱到疯魔的艺术家，一个真正悟至朴素的艺术家，在某个瞬间一定会赶到神助般的关坎上，获得自己利剑般的语言”③。而《星空》《橄榄园》以及《自画像》等饱含着激情与痛苦的画作，更是让张承志感到凡·高是“一个内容和本质战胜了形式和语言的辉煌例子”④，自己根本不可能“用灌在钢笔里的墨水在格子纸上写出那些激动人心的色彩和画面”⑤。显然，在张承志有关创作的思考中，“内容和本质”等待着妥帖、恰当的形式来表达，只是文学与绘画相比，前者在试图表现那些“激动人心”的情绪和感觉时显得苍白、单薄，根本无力为其在纸上赋形。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张承志要在作品中反复插入对图像的描绘。对张承志这样的作家来说，编织生动、曲折的情节从来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只要想想他笔下的故事大多取材自其生活经历，且相似的情节会不厌其烦地出现在他的小说、散文中，就能够明白这一点。那些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情感与思考，才是作家真正试图去呈现的东西。在一篇创作谈中，他明确表示：“句子和段落构成了多层多角的空间，在支架上和空白间潜隐着作者的感受和认识，勇敢和回避，呐喊和难言，旗帜般的象征，心血斑斑的披沥。它精致、宏大、机警的安排和失控的倾诉堆于一纸，在深刻和真情的支柱下跳动着一个活着的魂。”⑥也就是说，字句、段落以及篇章的斟酌和安排，不过是为作家提供了一个抒发情感的框架，作品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其实是那些语言并未直接说出，而又已然蕴含其间的情感与灵魂。 正是因为带着这种对文学的特殊理解，张承志每当要将难言的感动和激越的情感转化为文字时，都会暂时中断故事的讲述，转而用语言去刻画一幅幅饱含深意的图像。在《黑骏马》中，出现了一张“寄自美国的、大幅柯达相纸印的彩色照片”⑦；在《北方的河》里，年轻的女记者在湟水岸边，“在千钧一发之瞬(际)把一切色彩、心绪、气息、画面、花儿与少年都收在她那张柯达公司的彩色幻灯片上”⑧，而这张照片在小说中也成了心灵伤痕和一个逝去时代的象征；在散文《面纱随笔》中，三张照片勾勒了作家与一户普通维吾尔农家由相识到相知的整个过程，并让他感慨“能够体验这样一个始终，能够让照片编成这样的奇遇，是我个人履历上的一件大事”⑨；而散文《投石的诉说》则首先描绘了巴勒斯坦少年用单薄瘦弱的臂膀，向以色列坦克掷去石块的瞬间，那“红色的火焰映照着他舞着投索的弱小身影，如一个新鲜的塑像，如一个迎战魔鬼的大卫王”⑩，这一形象承载着张承志对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