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反讽与写实的双重超越 《应物兄》以济州大学筹建儒学研究院为核心情节，围绕哈佛大学儒学大师程济世回济州任教这条线索，组织起一幅包括政商学各界在内的光怪陆离的画卷。不难识别出作家对于这场闹剧隐含的讥讽，但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担任儒学研究院副院长的应物兄似乎有些懵懂，天真地以为程济世来做院长是基于“家国情怀”。甚至于，他梦到去世的母亲后，“边流泪边想，如果母亲知道我做的事情有多么重要，那该有多好。”①——这样的时刻，我们显然无法怀疑应物兄对于儒学研究院情感的真诚。 基于主人公的认知与隐含作者意图的不协调，《应物兄》可以被视为“结构性反讽”②小说。 进入《应物兄》的世界之前，需要我们在中西文学史的大视野中予以定位。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儒林外史》构成了理解《应物兄》一个有意味的参照。《儒林外史》在叙述上解构了之前的章回小说对于说书人的模拟，商伟准确地指出了这是因为稳定的社会共同价值在吴敬梓写作的时代已然不复存在，权威叙述者的缺席契合于吴敬梓对于儒林言行背离的讥讽，“《儒林外史》并没有沿用英雄历险和历史演义的宏大叙事，而是采取了插曲式或段落式的结构，逐一展现一个陷于反讽的日常经验世界。”③ 和《儒林外史》相似的是，《应物兄》也以段落式的结构呈现一个陷入反讽的日常世界，叙述者也全无权威。小说叙述在表面上是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一个全知叙述人以“他”来指代应物兄展开叙述。然而，在具体的情节展开中，全知叙述人的叙述视点并不高于应物兄，而是就以应物兄的视点展开，比如这个例子，“那姑娘用手背捂着嘴，似乎哭了。哦，不，她没哭，而是在笑。竟然是朗月。”④从“似乎”到“哦不”，这是应物兄的目光在移动，“竟然”是应物兄的反应——作为全知叙述人本应早于应物兄知道那个姑娘是朗月。而在一些较为私密的时刻，比如涉及到身体隐私，或是涉及到内心抒情，叙述多次转为“我”，比如这句话：“我悲哀地望着一代人。这代人，经过化妆，经过整容，看上去更年轻了，但目光黯淡，不知羞耻，对善恶无动于衷。”⑤在小说中，叙述人唯一高于的人物就是应物兄本人，叙述人可以提前知道应物兄所未知，经常使用“多天之后他才会意识到”“过后他才知道”等等展开叙述。但离开应物兄的视点，叙述人并不比应物兄知道的更多。 《应物兄》在此显示出其所面对的第一重困境：共同体话语的困境。全知叙述人对应的是稳定的价值体系，而在《应物兄》的世界里，这种价值体系分崩离析。全书充满大量儒学话语，但不过以话语的幌子攫取现实的利益。不多的有可能承担起价值重心的人物，乔木先生和张子房先生等老一辈知识分子或者沉默或者归隐，老一辈的双林院士、20世纪8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代表的文德能和芸娘又先后离世。共同体话语的缺席，意味着小说不能简单地复制现实主义的写法，以某种总体性视野来结构现实。 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参照狄更斯小说这种带有反讽性的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应物兄》显示出第二重困境：主人公不占有历史性。狄更斯的世界同样是充满日常细节的讽刺性的世界，但是狄更斯小说中的青年是正在成长的资产阶级主体，主人公的成长对应于现代世界的展开，主人公生活的历史性也即世界的历史性。由此比照《应物兄》，应物兄不是小说世界中任何一片领地的主人，他是一个“中介性”的人物，用小说原文的话讲是“具有润滑油属性”⑥，王鸿生也指出应物兄“在结构上，他只是一个多功能的枢纽、通道”⑦。应物兄陷落在一个去历史的空间里，面对着一个利益固化的结构性的世界。 共同体话语的缺席与主人公不占有历史性，这双重困境将导向虚无。虚无不是终点，而是中介，绝对的虚无将导向绝对的个人主义⑧。《应物兄》中大多数人物，都从这一虚无中而来，虚空的自我无限膨胀，现实也随之膨胀。李洱在后记中也谈到小说似乎不受控制的膨胀：“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我常常以为很快就要写完了，但它却仿佛有着自己的意志，不断地生长着，顽强地生长着。电脑显示出的字数，一度竟达到了二百万字之多，让人惶惑。”⑨笔者以为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正在于《应物兄》所欲形式化的基本对象，是无限虚空的个人与无限虚空的现实。 超越虚无，寻找到确定性的意义，这不仅是《应物兄》必须直面的挑战，也是李洱多年来的写作所处理的核心主题。吴敬梓面对着处于道德危机之中的帝国，幻想以真儒扫荡伪儒；狄更斯面对着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泥沙俱下，坚持人道主义的力量。而李洱的写作，叠加着吴敬梓与狄更斯的写作所面对的双重历史前提。如果不想被这样文学史上所罕见的写作难度压垮，作家必须要调动可以调动的所有文学能量。 李洱最终回到中国当代文学传统。《应物兄》的出版正逢当代文学七十年，先锋文学兴起时的1984年，恰好将这七十年切分为前后两个三十五年。1949年到1984年的当代文学，占据主流的是现实主义文学；1984年之后的当代文学，则呈现出明显的反讽性。前三十五年的文学长于表现时代的历史内容，但有时不免流于教条；后三十五年的文学长于技巧与内心的探索，但有时显得过于纯粹。如何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辩证超越这两个三十五年?《应物兄》正是出现在这一文学史时刻，李洱以漫长的写作时间、巨大的故事篇幅、复杂的人物群像以及几十年来的艺术准备，尝试解决中国当代文学七十年的核心矛盾：一种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有反讽性的文学是否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