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常听到被人称为“汪曾祺专家”，这使我很惶惑，尽管对他的跟踪研究确实已经有几十年，但作为专家还欠着不少火候，而且近距离的接触也不过三四次，受命《新文学史料》编辑朋友的嘱托，为他百年诞辰作文，只好勉力为之，回忆一下最初见到他的情景。 那是1982年的12月，我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研究生的第二个学期。当然，知道他则要早到1980年10月《受戒》的发表，彼时，我还是一个中文系大三学生，远离京城，信息闭塞，不知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异类作家是何方神圣。1982年，北京作协召开了四位北京作家的研讨会，我的导师谢冕先生是北京作协的理事，自然义不容辞。主办方事先寄来了他们的作品篇目，谢先生把篇目拿给同一专业的两届同学，黄子平已有林斤澜的论文发表于《文学评论》，所以没有参加，剩下的一人包干一个，我几乎是把汪先生的创作篇目抢过来的。最初，谢先生希望我研究一个写报告文学的女作家，我对报告文学的这个文体不熟悉，兴趣也不大，坚持做汪先生的小说评论，他尊重了我的选择，从此开启了长达三十八年的研究。 由同门的同学口中，知道他是《沙家浜》的编剧，当时样板戏还挺背时，传达这个信息的同学神态语气都有些暧昧，我也不大在意。秋天，吃螃蟹的季节，北京作协还在北戴河举办了一个准备会议，在那次会上，一个已经毕业的同门师兄告诉我，他是江苏高邮人。十一回家，和父亲说起，父亲早年是文青，一听汪先生的名字立即说，这是个老作家，四十年代经常在《文艺复兴》上发小说。可谓未见其人，已闻其声，而且是来自历史地壳深处的心灵之声。 正式会议在西长安街6号北京作协，终于见到了汪先生，我的好奇心得到大大的满足。一个黑黑的小老头，满脸沧桑，目光深藏在松弛的眼窝中，头发凌乱，衣着随便，表情有些狡黠，安静地坐在人堆里，客客气气地回答着人们的各种问题。正式会议之前，我们被分别介绍给各位作家，他对我很热情，主动问我认识朱德熙吗?我告诉他，我是文学专业的，朱先生在语言专业，所以没有机会见到他。而且，那时候朱先生好像已经当了北大的副校长，我一个小萝卜头学生，对他只有耳闻，无缘一睹风采，更不用说来往了。我问起《异秉》中那家药店，怎能写得环境那样具体，众多的人物那样生动，完全是一个独立的生活世界。他回答那家药店就是我家的，于是明白，这是他童年记忆中的家族史写作。有人问，《晚饭后的故事》要表达什么?我试探着说，主人公变动的生活中不变的心态。他立即开朗地笑了起来，对我点着头说，是这个意思。当时还问起他第一本书《邂逅集》在哪儿能够找到，因为北大图书馆没有，北京图书馆也没有，当时北大图书馆和北图之间有馆际借阅的业务，篇目上所有的作品我都找到了，只有这本书看不到。他说已经是孤本了，只有自己手里还有一册。我问能否借我一阅，他爽快地答应了。 这是会前的事，会议在后楼的会议室举行，从前院要走一段路，一路上，我和他随意地说着闲话，有的和作品有关，有的和作品无关，不断地有人凑上来和他打招呼，我和他的交谈断断续续。我们五个同学分别重点就一个作家发言，然后是随意讨论。我当时正在迷恋结构主义，在方法热的大潮中，试图寻找文学批评的学术支点，很想以他为个案开始尝试，凭着阅读的朦胧直觉，他的作品中有一个不能用任何流行术语分析的潜在结构，当时还只是从文化思想和人物社会角色的层面论述，真正能够深入堂奥要到几十年以后。我在发言中提到，他笔下的人物带有老庄思想的精神风貌；还提到他对知识分子有偏爱，写得没有像市民人物那样鲜活丰满。第一个小观点受到他的首肯，在发言中称赞了我；第二个观点其实也是中性的描述，被一个已经成名的批评家援引，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他一些批评家立即奋起反击，会议气氛热烈而且有火药味儿。汪先生则气得满脸涨红，憋足了中气只说出了一句话，我只是写了我的一些朋友!这句话很朴实，意蕴则久远，我要到很多年之后才能够真正地理解，其实，他接续起的是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的志人传统，和我们理解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人物塑造手法大相径庭，从社会学的视角解读会出现美学的盲区。他其后的一些作品，对于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有涉及，比如《日晷》，只是含蓄而温婉，有着儒家诗教的传统。我则有些尴尬，好像成了肇事者，被绑在了别人的战车上，以为汪先生会生气，当场也自嘲地辩解了几句。 会议按照流程进行完毕，最后吃饭、道别，和同学一起乘公交车回学校。过了没几天，就收到了他寄来的书和信，反复叮嘱不要搞丢了，也不要引用内容，因为他不愿意别人知道他曾经是这样的。我自然不敢大意，也尊重他的意见，在作文的时候没有引用这本书的内容，只是觉得他的顾虑不大必要。后来对他“文革”后的经历有所了解，特别是渐渐知悉了一些几十年间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历史，才理解他当年的谦卑、激动和谨慎。因为参与样板戏的创作，也因为“跳出来”为朋友同事说话，被挂起来审查了两年，解脱的时间还不长，他大概还没有完全从惊魂不定的心理状态中缓过来，加上二十年的右派处境，这个几乎不懂政治的老头儿，被政治修理得有些病态的敏感。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汪先生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以后又见过几次，都匆匆忙忙，没有太多的交流，这一次应该算是唯一的长谈了，在他与不少旁人穿插对话的间隙中，零零碎碎交谈的时间拼接在一起，也不超过半个钟头。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我也只能打捞起这最初的记忆碎片，聊作怀念，也聊备后人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