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社会主义文学现象”①，但文学创作中的少数民族题材却是在全面抗战时期就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少数民族题材文学在全面抗战时期勃兴，不但前所未有地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与现实集中呈现出来，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而且在叙事模式方面也发生了不同于此前的新变，在部分地延续审视族际异质性的文化叙事、呈现族内分野的阶级叙事的同时，强调中华一体的国家叙事逐渐兴起并占据主导地位，奠定了共和国初期少数民族题材文学的基本叙事模式。此外，此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文学主要是跨族别的他者言说而非本民族的自我表达，这也给我们留下了值得思考的文学史话题。本文拟从书写内容、叙事模式、创作主体三个视角，侧重整体性地考察全面抗战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文学。 一 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与现实的集中呈现 全面抗战之前，少数民族题材的文学作品比较少见。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出于“构建总体战体制”②的需要，当局对边疆建设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文化中心沦陷后的大规模内迁又使得广大知识分子有了深入边疆、了解边疆少数民族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少数民族题材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阳翰笙的《塞上风云》(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演出，1938年由华中图书公司出版，1942年摄制成影片)、老舍和宋之的合作的《国家至上》(1940年公演，同年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郭沫若的《孔雀胆》(1943年初上演，同年由群益出版社出版)都是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长篇作品③。中国实验歌剧团继编演中国第一部大歌剧《秋子》之后，又推出三幕大歌剧《苗家月》(1942年演出部分场次，1944年东方书社出版)。记者徐盈创作了一批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如《汉夷之间》(《七月》1940年第5集第1期，入集时更名《汉夷一家》)、《汉苗之间》(《抗战文艺》1943年第8卷第4期)、《藏家小姐》(入集前似未发表)、《四十八家——一个摆夷的故事》(《学习生活》1943年第4卷第4期)、《向西部》(《中苏文化》1940年第6卷第5期)、《黑货》(《文学月报》1940年第1卷第2期)等，1944年结集为《战时边疆的故事》，由重庆中华书局出版。善于写作日兵反战小说的布德创作了反映东北少数民族被日军屠戮终于觉醒反抗的中篇小说《赫哲喀拉族》，1941年开始在《东北》杂志连载，次年由改进出版社出版。马子华(白族)1944年沿滇南进入西双版纳地区，“整整以八个月的跋涉来体尝到那种‘狄草蛮花’的风土和血腥的味道”④，根据此行写成系列散文，其中一部分发表于当时的报刊，1946年又以《滇南散记》为书名由新云南丛书社出版。此外当时比较重要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还有黎锦扬的《小菩萨》⑤(四幕剧，《民族文学》1943年第1卷第4期、1944年第1卷第5期)、罗永培的《喜马拉雅山上雪》(四幕剧，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年)、王亚凡的《塞北黄昏》(独幕歌剧，1941年由西北文艺工作团在延安演出，剧本之后收入《延安文艺丛书·歌剧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风露(依尚伦)的《巴尔虎之夜》(四幕剧，《民族文学》1944年第1卷第5期，1945年版“风露丛书”之一)、碧野的《乌兰不浪的夜祭》(中篇小说，《文学月报》1941年第3卷第2、3期合刊)、青苗的短篇小说姊妹篇《特鲁木旗的夜》(《西线文艺》1940年第1卷第6期)和《流星》(《高原》1945年第3期)、黄华沛的《倮倮先生》(短篇小说，《七月》1940年第5集第1期)、白平阶(回族)的《金坛子》(短篇小说，《今日评论》1939年第1卷第23期)和《古树繁花》(中篇小说，《世界文艺季刊》1945年创刊号)、李雷的《蒙古利亚底夜曲》(长诗，《现代文艺》1942年第6卷第1期)等。 这些作品塑造了众多“外来者”与“本地人”的形象，通过讲述他们之间或冲突或融合的故事，前所未有地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与现实集中呈现出来，传递了时代变动的讯息，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综观这些作品，其内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历史与现实中的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由于文化、利益等方面差异的客观存在，加之统治阶级曾经奉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历史上民族之间的隔阂、冲突在所难免，一些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对此有所表现。《孔雀胆》借民家人(白族旧称)段功之口，批评了元朝统治者把人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的反动政策，揭露了蒙古人、色目人“任意的圈占汉人的田地，奸淫汉人的妻女，草菅汉人的生命”的残酷事实。剧中段功的被谋害，根本原因是他“把蒙、汉、色目，一视同仁”，触动了统治集团的利益。《古树繁花》中外婆讲述的吓人故事，实际上是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云南回民起兵失败后腾冲城破突围的战斗⑥，无数汉回民众被杀戮。《滇南散记·黄昏》记载了傣汉交恶酿成的一场悲剧，在猛朗坝，由于汉官的欺压，傣汉之间起了冲突。 民国建立以后，提倡民族平等，“五族共和”，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仍然极不平衡，其历史恩怨也由来已久，加上当局对民族问题时常处置失当等原因，民族之间的隔阂、冲突事实上继续存在，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对此也没有回避。《国家至上》中，不仅回族青年冯铁柱与汉族青年胡大勇一见面就吵嘴干架，就是在回民中颇有威望的张老拳师，也与汉人有很深的隔阂，日寇入侵之时反对回汉联手抗敌，断言两族“到一块儿一定出乱子，还不如各凭良心”，回奸金四把也正是利用回汉两族的隔阂而挑拨离间，破坏抗日事业。《汉苗之间》中，苗人平素对汉人十分驯服，尊汉人为兄，有了土地也自愿去找个汉人地主寻求庇护，在皇粮之外孝敬“兄长”私粮，可是当汉苗之间因食盐起了纠纷而官府捉拿苗人时，苗乱就发生了，成千上万的苗人把县城围得水泄不通。《小菩萨》《四十八家》则表现了滇缅路的开通给摆夷(傣族旧称)社会带来的转型阵痛。《小菩萨》中汉人的进入使得摆夷社会脱离了原始的状态，但一些不良的汉族司机、商人，常与本地土著发生冲突。《四十八家》中小菩毛(青年男子)老弓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汉人把公路带来了，汉人把罗里(汽车——引注)带来了，汉人把卢比(缅币——引注)带来了，汉人把瘟疫带来了，汉人把小菩萨的心带走了，汉人再不走摆夷就要被他们吃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