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般认为，文学史是对文学思潮与文学发展脉络的“宏观性”描述与建构。在这样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多是“线索”与“规律”，而看不到“生气淋漓”的文学现场与文学生产过程以及带有诸多偶然性的并不“规律”的文学生活。而在这些看似琐碎、零散的片段与记忆，如书信、日记等带有“私密性”的文字中，往往能让我们在看似“规律”、“线性”发展的文学史之外，看到文学现场与文学生产的细节和微观处，看到文学生活的“丰富多彩”；也看到在充满了“总体性”的文学史叙述之外的“缝隙”与“裂痕”，“暧昧”与“矛盾”。 在通行的文学史或者文学批评的叙述中，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中的至少一部分作品在当时是受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特别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当代文学的影响至今“余音绕梁”。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随着当代拉美文学的介绍，尤其是《百年孤独》的译本进入中国文坛，情势出现了很大变化，仿佛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在艺术方式上，而且在生命内容上，拉美‘爆炸’文学都引起了中国当代文学强烈的反响与共鸣。当代两场较大的文学运动：寻根与先锋，它们的发生与发展都与拉美‘爆炸’文学密切相关，其中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较早的有莫言、扎西达娃、残雪、韩少功、张炜、马原、洪峰等，后起的有‘第五代’作家余华、苏童、孙甘露、格非等，他们的创作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拉美文学的启示。”①这样的指认是观察到了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中的一些作家的创作受到了拉美文学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外来影响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部分创作潮流在“启动期”的巨大影响。但是身在文学潮流之中的作家，他们对自身创作的看法，可能就会与文学史家、批评家的论断产生一些差异。而这种“差异”恰好构成了对文学史叙述的“补充”。扎西达娃在1986年8月8日写给时任《收获》编辑程永新的信中，就谈及了当时批评界一些对他创作的看法，以及他自己对这些看法的“反驳”： 6月号在西藏引起了反响……7月26号组织了一个大型座谈会……好在西藏许多文学工作者对于拉丁美洲的文学不甚了解，甚至是一无所知，因此谈不出个名堂。最后的定论是，看不懂，有些描写“不健康”。 另外，关于“魔幻现实主义”一词，在6月号的作品中，作者们原没想过团结在这个词的旗帜下，这本身是拉美的东西。当然，我们的确从拉美文学中吸取了成功的经验，但拉美文学并非是我们学习的唯一路子。就我个人而言，美国文学影响较之更大。……我们的意思是评论家们评介作品时，可以把我们的作品与拉美文学现象作比较，但不应该看成是拉美文学的附庸品。② 从扎西达娃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扎西达娃的创作遭到了双重的“误读”：一方面的“误读”是因为对拉美文学的不了解，没有看到拉美文学对扎西达娃等一些作家的“影响”，而只是从既往的文学批评的知识与道德角度言其创作的“难懂”与“不健康”；另一方面的“误读”是因为“懂”拉美文学，而用拉美文学完全“覆盖”了扎西达娃们的创作，作为扎西达娃作品的编辑程永新身在文学“前沿”的上海，切身地感受到了1980年代批评界对拉美“魔幻”的情有独钟，“中国西部高地上默默实践的文学新军恐怕就很难从大师的光环下突围，他们的作品写得再有新意，人们也还是要冠之以‘魔幻’的帽子，归入拉美一路”③。当时的批评界并没有看到或者没有足够重视扎西达娃的创作与拉美文学的“差异”，或者是说雪域高原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滋生了扎西达娃作品中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气质。这种气质不是受到或者主要不是受到外来影响产生的，而是带有一种“本土性”的，这种情况可以借用维特根斯坦的一个说法就是“家族性相似”。若干年后当程永新踏上了那片神奇的土地之后，他对扎西达娃在当年为自己与他的同道的写作进行的辩解豁然开朗，“几年之后，当我真的踏上那块神秘的高地，在蓝宝石一般的夜空下，英俊的扎西达娃拽着我彻夜长谈。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语速飞快的扎西像逛八角街似的在他谈话中不断穿插的一层意思，就是提醒我在西藏逗留期间注意指认他作品中大量细节的直接来源”④。这种“后来居上”的“理解之同情”，虽然有些“迟到”，但蕴含其中的理解与真诚，对于作家来说仍然是十足珍贵的。这也正如李健吾在《边城——沈从文先生作》中说的那样：“我不大相信批评是一种判断。一个批评家，与其说是法庭的审判，不如说是一个科学的分析者。……一个作者不是一个罪人，而他的作品更不是一片罪状。”⑤ 相对于书信来说，日记可能会更有“私密性”，因而其“可信度”可能也会更高一些。因为“影响的焦虑”或者其他的原因，我们在作家的创作谈、访谈之类的文字中，未必能够找到对作家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学资源。在实际的作品与作家的创作谈之间，往往会有一些或大或小的“偏差”。但是，日记中记叙的内容，因其高度“私密性”和“个人性”的特点(当然，这里也不排除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的日记，从开始写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给公众看的)，作家可能不大会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与思量，会在最大的程度上“直抒胸臆”“言为心声”。我们可以从这些“私密性”的文字中，看到作家更为“真实”的一面——无论是在创作上的思考，还是在其他世俗事务上的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