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间，又到了2019年的岁末，又到了检点审视一年文学创作收成的时候。回首一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进入我们关注视野之中的长篇小说主要有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阿来《云中记》、蒋韵《你好，安娜》、陈希我《心!》、方方《是无等等》、陈应松《森林沉默》、麦家《人生海海》、徐皓峰《大地双心》、格非《月落荒寺》、付秀莹《他乡》、闻人悦阅《琥珀》、梁鸿《四象》、杨好《黑色小说》、张庆国《老鹰之歌》、黄孝阳《人间值得》、黑孩《惠比寿花园广场》、马笑泉《放养年代》、林森《岛》、赵焰《彼岸》、尹学芸《岁月风尘》、郑小驴《去洞庭》、周瑄璞《日近长安远》、姚鄂梅《衣物语》、徐贵祥《穿插》、刘庆邦《家长》、赵德发《经山海》、王松《荣誉》、吴亮《不存在的信札》、杨少衡《新世界》、程青《湖边》、周建新《锦西卫》、贺享雍《天大地大》等。 尽管从数量上看，或许无法与上一个年度内为了“赶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那样井喷式的创作状况相提并论，但细细地打量2019年度的这些长篇小说作品，我们却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在游走于历史与现实的同时，其内在的思想艺术品质其实不输于上一年那些曾经一度暴得大名的作品。这些长篇小说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就是在叙事方式上作出了难能可贵的多向度实验与探索。 首先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是邓一光思考书写战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形式上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就是真正可谓是众声喧哗、堪称杂多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设定。 具体来说，邓一光采用了一种战后法庭审讯的方式来结构自己的这部长篇小说。民国三十四年，也即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广州行辕军法署开庭审理第七战区中尉军官郁漱石。他被指控的罪名是“通敌叛国罪”。用结案报告中的话来说，他被指控的罪名共有四项。一、于敌酋俘虏营中屈身事敌。二、弼佐日寇杀害我抗日人士，对国防委员会第三厅少校李明渊死亡负有难以脱咎之责。三、苟合取容殖民主义，在英国殖民者复侵香港过程中，自堕人格，典身卖命。四、对日酋香港战俘总营之D营战俘集体被屠事件负有连带责任。围绕着如上这些被指控的罪名，控辩双方、当事人自己，以及相关证人先后做出相应的陈述。除了身为第七战区中尉军需官，后为D战俘营战俘的郁漱石之外，这次审判的出场陈述人先后包括该案辩护律师冼宗白，该案的审判官封侯尉少校，前美军少尉，同为D战俘营战俘的奥布里·亚伦·麦肯锡(简称亚伦)，郁漱石的养母尹云英，日本中国派遣军少佐、D战俘营次官矢尺大介，香港华茂易公司经理、前第七战区中校军官梅长治，国防部少将军官邹鸿相，贸易公司雇员刘苍生以及外交部驻外代办秦北山等，共计10人。针对郁漱石被指控的各项罪名，包括郁漱石自己在内的这十位陈述人分别就自己所了解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或长或短的陈述。所有这些陈述，再加上后面简短的结案报告，以及郁漱石那位被称为冈崎的日本生母的一封信(也即遗书)，实际上也就构成了整部《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全部叙事内容。由于法庭所询问题不同，相关陈述人所陈述的内容不仅侧重点各不相同，而且各自的出场次数也大为不同。相对来说，郁漱石之外，亚伦、矢尺大介、封侯尉、冼宗白他们几位的出场次数要明显多于另外的那些陈述人。从叙述学的角度来看，以上这10位陈述人所承担的也就是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功能。就此而言，邓一光的整部小说就可以被理解为是多达10位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围绕郁漱石被指控的四项罪名而展开的一个叙事过程。由于这些陈述人实际持有着各不相同的思想价值立场，对同一人物或者事件持有着个性化的看法，所以，整部小说的叙事过程，很显然有着鲜明不过的如同电影“罗生门”一般的叙事特点。 除了第一人称参与式的多角度交叉叙事之外，邓一光之所以要采用法庭审判的方式展开自己的历史与战争叙事，恐怕也还有着不容忽视的象征意味。如果说法庭的审判过程需要相关当事人给出信实的法庭证词的话，那么，历史(具体到邓一光的这部长篇小说，也就是指那场被诅咒的战争)的发展演进过程，也同样需要当事人提供具有可信度的历史证词。从这个角度来说，邓一光通过这10位历史或战争的当事人所提供的证词，在积极有效地还原主人公郁漱石人生历程的同时，其实也为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提供了相当具有说服力的历史证词。更进一步说，也可以被视为一个体量庞大的历史证词。 接下来，是阿来业已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云中记》。要想真正地理解阿来长篇小说《云中记》中所讲述的一个人的“安魂”故事，我们就不能不关注作家对艺术结构的特别设定。以我所见，主人公阿巴、与稍后一些时候方才正式登场的央金姑娘与中祥巴，一起共同构成了《云中记》的三条结构线索。究其根本，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两位的陪衬，才能够更好地凸显出阿来的写作意图。《云中记》里，在经历了那场地震大灾难后，又先后重新返回到即将滑坡消失的云中村的，分别是央金姑娘、中祥巴以及小说主人公阿巴。但说到底，不管是央金姑娘，还是中祥巴，他们在云中村的突然出现，全都是因为资本力量的推动，全都是试图借着对苦难的消费而赚取高额利润。与他们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的，自然是祭师阿巴那毫无一点机心可言的返乡祭祀、安抚亡灵与鬼魂的行动。尤其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在回到云中村后，即使是面对着曾经在村里横行无忌为非作歹的祥巴一家，尽管曾经有过一丝犹疑，但阿巴最终却依然把他们纳入到了自己祭祀、安抚的范围之内：“人一死，以前的好与不好，都一笔勾销了。”说实在话，作为一位并没有多少文化可言的藏区一位普通的祭师，阿巴能够超越是非恩怨地安抚并超度祥巴一家人的亡灵，所充分凸显出的，正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在时过境迁之后的十年时间，公众差不多已经把当年的汶川大地震都遗忘殆尽的时候，阿来却借助于祭师阿巴一个人的返乡之旅而谱写了一曲庄重而悲悯的“安魂曲”，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绝对不容低估。很大程度上，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方才能够明白《十月》杂志的编者何以会如此评价阿来的《云中记》：“一位为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被命名的祭师，一座遭遇地震行将消失的村庄，一众亡灵和他们的前世，一片山林、草地、河流和寄居其上的生灵，山外世界的活力和喧嚣，共同构成了交叉、互感又意义纷呈的多声部合唱。作品叙事流畅、情绪饱满、意涵丰富，实为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