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录话》创刊号见于1935年7月14日的《青岛民报》，由王统照、老舍、洪深、臧克家、孟超、王余杞、王亚平、杜宇、刘芳松、吴伯箫、李同愈、赵少侯十二位新文学作家共同撰稿，每周随《青岛民报》出刊。《避暑录话》所依托的《青岛民报》为国民党所办，原属青岛市政府的党报，社长王景西是国民党人士。自青岛“天皇事件”①后，它则成为民营报纸，但实际上政治新闻版块仍体现以市长沈鸿烈为主导的意愿，而沈却对它的文艺副刊网开一面，因而《青岛民报》的副刊获得了一份相对的闲适和自由。正是这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夹缝，成为“避暑”青岛的作家和文人“歇脚”和“纳凉”的栖息之所。 一 为何中转青岛 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偶而有若干相识的人，聚集在青岛；为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老舍，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等十二人。他们的在青岛，或者是为了长期的职业，或者是为了短时的任务：都是为了正事而来的；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有闲者；没有一个人是特为来青岛避暑的。 然而他们都对人说着：“在避暑胜地的青岛，我们必须避暑!避暑!避暑!” 否则他们有沸腾着的血，焦煎着的心，说出的“话”，必然太热，将要使得别人和自己，都感到不快，而不可以“录”了! 所以这里所“录”的，只是些“避暑”的话!他们这十二个文人，作风不同，情调不同，见解不同，立场不同；其说话的方式，更是不同——有的歌两首诗；有的谈一番哲理；有的说个把笑话；有的将所观察到的人事表现在一出戏剧里；有的把所接触到的人生，以及那反映人生的文学，戏剧，电影等，主观地给以说明与批评——他们正不妨“各行其是”。 他们在一点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爱好文艺的人；他们都能看清，文艺和政治，法律，宗教等，同样是人类自己创造了以增进人类幸福的工具。他们不能“甘自菲薄”；他们要和政治家的发施威权一样，发施所谓文艺者的威权。 此外，他们还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同仁们相约，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在避暑胜地的青岛，说话必须保持着“避暑”的态度。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日 本文执笔者：洪深 在短短四百多字的发刊词中，“避暑”者的无奈、不甘、焦虑和不乏自娱之意溢于纸上。通常意义上的“避暑”，是有闲者和有钱者的消遣活动，内含着消闲、恬适的意味。《避暑录话》的作者，“没有一个人是特为来青岛避暑的”。洪深曾将“避暑”解释为“避国民党老爷之炎威也”。“炎威”一词的力度较之于“严威”，更有灼热的切肤之感。 1930年代初，中国的政治氛围与文化语境让许多作家和文人失去了原本平静安稳的“自己的园地”。自“九·一八事变”起，国内的政治局势的动荡不能不引起民心的紧张。“而青岛一带，所受影响，殊属轻微，商业情形，尚称发展。”②为此，首先要提及青岛的政治环境。青岛特别市政府自1930年9月被国民政府改为青岛市政府后，为中央直辖市、海军基地。虽然青岛在名义上属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但却与张学良势力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出任青岛市公安局长③，张学良又不满市长胡若愚对青岛的“无为而治”，推荐跟随张氏父子多年的心腹和得力助手沈鸿烈为青岛市市长。1931年12月，沈鸿烈取代胡若愚，担任青岛市市长、海军司令。而在沈执掌青岛期间，他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此外，青岛曾在1914年至1922年落入日本的殖民统治中，虽然在1929年摆脱了被殖民的状态，但实际上日本人在青岛的各种势力并未根除。因此，对青岛的管辖，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有鞭长莫及之感，微妙的政治处境让处于权力夹缝中的青岛在文化上有了一定程度上自由呼吸的空间。 同样不能忽略的是，1931年，国立山东大学改组成立后，校长杨振声网罗各路人才至青岛，为原本偏安于一隅的青岛积淀了深厚的人文根基。山大作家群自聚集青岛后，往来青岛的作家和文人也随之增多，不断填充着青岛的文化内核。在《避暑录话》的作者中，老舍、洪深、赵少侯、吴伯箫、臧克家都来自国立山东大学的文化圈。王统照以及他所居住的青岛观海二路49号④，本身就可以看作是青岛文化地标的存在。青岛很多文学爱好者和初入文坛的作家，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客”，如杜宇、孟超、李同愈、臧克家等。诗人王亚平的回忆里写道：“我一方得王统照先生的指示，一方读了些伟大作品，如《奥德赛》、《浮士德》、《失乐园》等，才知道自己写过的那点东西是多么贫弱得可怜……《海燕的歌》是由一百多首诗中经王统照先生选出了三十来首才得到复印。其中他还给我改动了一些字，使我明白写诗真像拿生铁炼钢一样。”⑤王统照和往来青岛的文人之间的交游，增加了青岛“避暑”文化场域的磁性。 至于作家选择到青岛的具体缘由和目的，洪深所言作家们“或者是为了长期的职业，或者是为了短时的任务”而来到青岛，是一种比较委婉和隐讳的说法。实际情况对于作家个人则有箭在弦上的紧张感和急迫感。尤其是左翼作家——王余杞、刘西蒙、王亚平、杜宇、孟超、洪深——都带着一身的“冷气”而来。1930年3月2日，自“左联”对外正式宣布成立后，左翼文艺运动便如开闸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同时也招致了重重危机。国民党以各种手段予以回应，如枪杀、抓捕左翼文人，查封、焚毁“左联”组织，实行严苛的出版审查制度等等。直至1931年2月，“左联五烈士”事件发生，左翼文艺运动受到重创。在上海、北平、天津、广州等地，相当一部分作家面对不断强化的文艺封锁不得不暂时停笔，“左联”的机关刊物也因“说了几句老爷们不爱听的话”被勒令停办，从而不断地改换门面。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经过内部自我调整后的“左联”恢复活力。“中国左联在现在除出北平天津有它的支部以外，其他各地都还没有建立起支部来，因此，必须于最短时期内在广州、汉口、青岛、南京、杭州等地，以及江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建立起支部或小组，并且必须加紧对于北平和天津支部的领导”，⑥青岛“左联”在1932年开始筹备。但随着“军事围剿”的失利，国民党内部认为广大青年思想已经被“赤化”，因此必须在文化上开展文化“围剿”。1933年10月16日，蒋介石在南昌电令南京行政院更严厉查禁左翼文艺。⑦随后，以“宁滥勿漏”为方针的“文化剿匪”⑧开始实施。上海作为当时的文化重镇，首当其冲。相对而言，青岛“左联”形式更加隐蔽。据青岛“左联”党代表乔天华的回忆，最初的活动据点是《青岛民报》和《青岛晨报》的报馆，同时国立山东大学在俞启威⑨的组织下开展读书会、文学研究会，成立剧团等活动，不久，荒岛书店的店员孙朋乐和张治中也加入地下党，就连身为资本家的宁老板也表示支持，添购进步书刊，掩护店内时常进行的左翼活动。⑩青岛“左联”一时占据了“地利人和”的条件。而到了1934年6月，随着《图书杂志审查办法》的发布，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力度加大，即便青岛也“查出违禁书刊数百册，对于荒岛书店的违禁书，予以焚毁”(11)。进入1935年后，“左联”的状况更加恶化，如田汉、阳翰笙等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捕入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