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作人日记》“外人无法看到”及原委 周作人日记手稿的文字辨认，在今天说来应该不是问题，因为各种出版物已经发表了很多。如果说这期间在引用上出现一些问题的话，也是属于正常现象。大家可以相互切磋，指正纠错，只要是为了学术，本来不是问题。但是近年来周作人的孙子周吉宜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以占有资料的周作人权威发言人自居，不懂装懂，大做文章，锻炼人罪，对于研究者说三道四，发表极不负责任的言论，制造混乱，干扰现代文学研究，令人忍无可忍。首先他主观臆断无中生有乱扣帽子，认为《周作人年谱》的编写者“篡改”了周作人日记。据他所说，《周作人日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深藏于鲁迅博物馆二十多年，此间外人无法看到，文革后周作人日记也一直未能出版，致使此篡改长期不为外界所知”①。这些言论完全是一种编造。 应该说《周作人日记》在鲁迅博物馆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粉碎“四人帮”以后，外人只要有研究需要还是可以查阅的，并不是“外人无法看到”。首先看到《周作人日记》的是鲁迅研究室的手稿组。那个时候的鲁迅研究室有三个研究分支机构，即年谱组、手稿组和编辑部，整理资料拓展领域，全方位地进行鲁迅研究工作。手稿组专门负责鲁迅整理古籍的文字辨认工作，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对于周作人所涉及的鲁迅资料的搜集，又进行了《周作人日记》的整理工作，这是丰富鲁迅研究的一项重要的资料建设。并且在1982年1月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9期上，开始发表整理完成的《周作人日记》，为此还专门开辟了一个专栏叫：“书信·日记”。这项工作一直进行到1988年7月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19期，历时6年，共出版了10期。在《鲁迅研究资料》上，连续按照年份发表了经过整理的《周作人日记》文字稿。这项工作增强了鲁迅研究早期史实的可靠性，在《周作人日记》中完整地保存了相当丰富的鲁迅早期诗文和珍贵史料，同时也为后来的周作人研究在资料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看到《周作人日记》的就是我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国家为丰富文学研究，专门成立了《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起并组织，这套丛书被列入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在哲学社科方面的重点规划项目。同时邀请全国有关科研单位、高等院校、文艺团体及社会人士分别承担选编。当时《周作人研究资料》的编辑工作就交给了南开大学。为了编辑好这套资料，我们走南闯北四处搜寻，当然最为重要的领地即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当时的名称是北京图书馆)。就是在这个时候，经北京鲁迅博物馆李何林馆长批准，我们看到了《周作人日记》，并进行了重点摘抄。由于资料丰富，我们在编辑《研究资料》之余，又开始了《周作人年谱》的编写工作。 再次，看到《周作人日记》的是一些早期的周作人研究者。比如山东大学的李景斌、北京大学的钱理群和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尾崎文昭等等，他们的研究工作都与大量深入的查阅《周作人日记》有关，当然还有一些人也看到了《周作人日记》，在这里无须多言。 《周作人日记》虽然是周作人写的，但是在法理上不是周作人家属应该继承的。因为这些日记周作人生前已经出售给了北京鲁迅博物馆。资料显示从1961年开始双方进行接触，据周作人日记记载，1961年11月30日“维均来访，文化部意欲得旧日记及书简存于鲁迅博物馆中”，因为当时周作人正在写《知堂回想录》，所以决定自己先用完以后再卖。12月6日“常维钧来访，携去日记甲14册，乙4册，转交鲁迅博物馆”；1962年1月6日，周作人日记记载：“维钧来访，携鲁迅博物馆支票千元，往银行存入。”这一千元就是周作人卖日记的第一笔收入；2月9日周作人日记2记有：“寄常维钧旧日记8册，转给鲁迅博物馆”；2月26日“维钧来访，收鲁迅博物馆800元支票。”这是第二笔卖日记的收入；到了4月3日日记中有这样记载：“常维钧来访，云旧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事，因该馆经费困难，所以原定款项不能办到，当另想办法”；6月22日在致鲍耀明的信中他说：“日记在北伐以前部分，已悉由鲁迅博物馆收去，以后的因写回忆录需要查照，尚在手头，然回忆录未写成以前亦不能暂离，祈原谅为幸。”鲍耀明本来想看周作人1926年前的日记，周说该日记“由鲁迅博物馆收去”；6月28日周作人在给孙旭升的信中也谈到自己的日记，他这样写道：“沈鹏年因写鲁迅电影剧本事来访过一回，所言日记出版事盖不可信，鲁迅博物馆曾云拟?集我的日记，已将以前一部分送去，民十七年以后的则因正写回忆录须留查考还不曾交出，但它那边也只是收存备查考，决不会得出版，沈君所说当是误传也”，这里的“不会得出版”是周作人认为没有出版的可能，因为当时他公开发表文章是不能使用周作人这个名字的；1962年12月31日在致鲍耀明的信中说：“承询和送灶诗，原写在庚子年日记上，但旧日记前承鲁迅博物馆征取，已于去年送给该馆了，好在原诗既然那么拙稚，和诗更不待论了，所以没有也没有什么可惜”，过了一些时日，“卖”就变成了“征取”，而鲁迅博物馆“那边也只是收存备查考，决不会得出版”又一次强调出版困难。直到1965年1月19日日记中记有：“常维钧来访。鲁迅博物馆人来取去旧日记丙之余5册。”这期间没有鲁迅博物馆再交钱的记录，如果没有遗漏的话，鲁迅博物馆前后共支付周作人1800元钱购日记费用，我们可以推算，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这笔钱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落实政策后这些日记和曾被抄家的几麻袋书信资料，都悉数还给了周家。可见当时鲁迅博物馆的负责人并没有认真阅读过《周作人日记》，不了解出售时的一些具体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