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20)03-0073-07 作为“自传体回忆录”，夏衍的《懒寻旧梦录》的时间跨度整整五十个年头(从1900年到1949年)，家道中落的辛酸、辛亥至五四的时代风云、留日时期的求学经历和参加革命后的兢兢业业，均历历在目。其中的“左翼十年”，不但篇幅占了将近二分之一，而且“难度最大”——对其中涉及的人和事“哪些该‘讳’，哪些不该‘讳’”①，颇费踌躇。然而，在夏衍看来，“这件事不写完，是无法交代的，因为对‘左翼十年’参加过的人都不写，势必只能让人胡写也。”②本着对历史严肃认真的负责态度，夏衍打消了“会使当事人(或他们的子女)不快”③的顾虑，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左联的成立、“两个口号”的论争等左翼文学的关键问题，以及十年中涉及到文学(文艺)的方方面面，都条理清晰、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为左翼文学研究、尤其是左联组织结构和人事关系研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不过，毕竟是对五十多年前往事的回忆和书写，漏记和误记便在所难免；毕竟写作此书时夏衍已经八十多岁了，记忆的准确性打上一点折扣也在情理之中。“左翼十年(下)”中有关鲁迅与“四条汉子”的关系，尤其是对1934年“10月下旬或11月初”鲁迅与阳翰笙、周扬、田汉、夏衍见面的回忆，在左联研究、左翼文学研究、鲁迅与“四条汉子”关系研究、田汉研究、夏衍研究等学术领域，影响极为广泛，在谈到相关问题时，绝大多数论著都是直接引用《懒寻旧梦录》的叙述作为主要的史料来源和立论依据，如董健的《田汉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陈坚的《夏衍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为数众多的文章均如此④。然而，笔者在研读过程中，经过与其他当事人的叙述及相关史料进行对比发现，《懒寻旧梦录》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疑点：一、与鲁迅见面的主要目的是报告工作还是谈胡风问题?二、田汉是否不请自到?三、《懒寻旧梦录》提及欢迎日本人宴会上鲁迅与田汉的言行，作为“鲁迅对田汉有意见”的证据，在找不到其他佐证的情况下，能否不经过考辨而作为第一手资料使用? 关于这次左联党的领导层集体与鲁迅见面，《懒寻旧梦录》是这样说的： 就在上海中央局第二次大破坏(1934年10月——笔者)之后不久，有一天周扬到爱文义路普益里来找我，说阳翰笙建议，冯雪峰走后，好久没有向鲁迅报告工作了，所以要我先和鲁迅约定一个时间，阳、周和我三个人去向他报告工作和听取他的意见。我第二天就到内山书店，正好遇到了鲁迅，我把周扬的意思转达了之后，他就表示可以，于是约定了下一个星期一下午三时左右，在内山书店碰头，因为星期一客人比较少。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在我住家附近的旧戈登路美琪电影院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等待周扬和阳翰笙，可是，意外的是除了周、阳之外，还加了一个田汉。当时我就有一点为难，一是在这之前，我已觉察到鲁迅对田汉有意见(有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设宴欢迎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和我都在座，开始大家谈笑甚欢，后来田汉酒酣耳热，高谈阔论起来，讲到他和谷崎润一郎的交游之类。鲁迅低声对我说：“看来，又要唱戏了。”接着他就告辞先退了席。田汉欢喜热闹，有时在宴会上唱几句京戏，而鲁迅对此是很不习惯的)，加上，田汉是个直性子人，口没遮拦，也许会说出使鲁迅不高兴的话来，而我和鲁迅只说了周、阳二人向他报告工作，没有提到田汉。可是已经来了，又有什么办法让他不去呢?我们四人上了车，为了安全，到北四川路日本医院附近就下了车，徒步走到内山书店。见了鲁迅之后，看到有几个日本人在看书，于是我说，这儿人多，到对面咖啡馆去坐坐吧。鲁迅不同意，说：“事先没有约好的地方，我不去。”这时内山完造就说：“就到后面会客厅去坐吧，今天还有一点日本带来的点心。”于是内山完造就带我们到了一间日本式的会客厅，还送来了茶点。开始，阳翰笙报告了一下“文总”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情况，大意是说尽管白色恐怖严重，我们各方面的工作还是有了新的发展，他较详细地讲了戏剧、电影、音乐方面的情况，也谈了沪西、沪东工人通讯员运动的发展；接着周扬作了一些补充，如已有不少年轻作家参加了“左联”等等。鲁迅抽着烟，静静地听着，有时也点头微笑。可是就在周扬谈到年轻作家的时候，田汉忽然提出了胡风的问题，他直率地说胡风这个人靠不住，政治上有问题，要鲁迅不要太相信他。这一下，鲁迅就不高兴了，问：“政治上有问题?你是听谁说的?”田汉说：“穆木天说的。”鲁迅很快地回答：“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我不相信。”……这一下空气就显得很紧张了。幸亏阳翰笙巧妙地把话题转开，才缓和下来，又谈了一些别的事。临别的时候，鲁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一百元的支票，交给周扬说：“前清时候花钱可以捐官、捐差使，现在我身体不好，什么事也帮不了忙，那么捐点钱，当个‘捐班作家’吧。”说着就很愉快地笑了。⑤ 根据上面的话，五人的行为线索是：鲁迅，在内山书店等待四人；拒绝夏衍因书店人多而更换谈话地点的建议；静静地听阳、周的报告；由于田汉提出胡风问题而“不高兴”；为左联筹款一百元，开了个玩笑并“很愉快地笑了”。 阳翰笙，通过周扬让夏衍约鲁迅见面；向鲁迅汇报“文总”的工作情况；将尴尬气氛化解开来。 周扬，按照阳翰笙的意见，让夏衍约鲁迅见面；向鲁迅“报告”年轻作家的情况。 夏衍，遵照阳翰笙和周扬的意见，约鲁迅见面；叫好出租车，带其余三人到内山书店。 田汉，不请自到参与左联党的领导层向鲁迅报告工作；在周扬向鲁迅汇报工作时“忽然”提出胡风问题，致使场面一度很尴尬。 这样，问题(或者说作者的意图)就很清楚了：夏衍只是见面的中间联系人，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没有实质性的言行；阳翰笙和周扬作为文委和左联的领导，先后报告各自分管的工作，鲁迅很满意。所以，导致鲁迅与“四条汉子”失和的责任只能由田汉和鲁迅来承担。 田汉应承担主要责任。其一，他不应该参加见面活动，原本的计划只有阳、周、夏去看望鲁迅，田汉是不请自到，如果他不去，就不会惹鲁迅不高兴，也就不会有“四条汉子”的说法；其二，田汉不适于参加见面活动，因为鲁迅早就对他有意见，他本人又说话不分场合、不知轻重，也就是说，如果换作一个鲁迅没有成见而言谈又有分寸的人，即便不请自到地参加了见面活动，也不可能惹鲁迅不高兴；其三，田汉在见面过程中言语不当，周扬汇报过程中，在毫无征兆的前提下，他贸然提出胡风“政治上有问题”“靠不住”，而胡风恰恰与周扬和夏衍矛盾很深，又恰恰是鲁迅非常喜欢的左翼理论家。 鲁迅应该承担次要责任。较为固执——因为书店中有几个日本人，夏衍出于安全考虑，要求换个地方谈话，被鲁迅以“事先没有约好的地方，我不去”为由拒绝了；过于偏袒胡风——听不得一句对胡风不利的话，只是因为田汉的善意提醒，不惜与左联党的领导层闹得不愉快。 在《懒寻旧梦录》之前，夏衍对“我们和鲁迅谈话的情况”的回忆有两处，一是1957年8月14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第十七次会议上的“爆炸性发言”(以下简称“发言”)，一是1980年在《文学评论》第一期发表的《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以下简称“往事”)，《懒寻旧梦录》的叙述与“往事”除个别地方外，基本相同。而“发言”是这样说的： 有一次，周扬、田汉、阳翰笙和我四个人，——这就是那篇文章中所说的“从汽车中跳出来的四条汉子”，——为了“左联”的工作去找鲁迅先生。在内山书店老板的客厅中见了面，起先谈得很融洽，鲁迅先生还给“左联”筹了款，后来谈到胡风问题，田汉同志因为胡风在国民党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对他表示有一点怀疑，鲁迅先生听了很不高兴，接着我把话岔开了。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