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当代作家年谱编撰出现热潮，先后出版易彬《穆旦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培洁《刘绍棠年谱》(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王刚《路遥年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徐强《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广陵书社2016年版)，邢小利、邢之美《柳青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和《陈忠实年谱》(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曹洁萍、毛定海《高晓声年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东吴学术》杂志专设“当代作家年谱”栏目，先后推出近三十篇活跃在第一线的当代作家的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还在此基础上推出“《东吴学术》年谱丛书”。 这股作家年谱编撰热，是程光炜、林建法等学者倡导以及研究者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与《文艺争鸣》《新文学史料》《东吴学术》以及相关出版社的支持密不可分。笔者2011年开始研究“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的编撰与出版”(河南省高校重大招标项目)这个课题时，带领课题组成员编撰“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丛书”，研读了大量作家年谱，从中强烈感受到：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热确实有助于推动当代文学史料建设和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但由于编撰者对年谱的规范还缺乏基本共识，已有的年谱还存在随意性较大、整体学术质量不高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年谱的性质与功能，年谱与传记、评传的区别，年谱的详略、条目与语言，如何处理时事、谱主行实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一、年谱的观念更新与视野调整 在传统目录学中，谱牒多被编入史部。章学诚、顾廷龙等人明确把谱牒列入史学范畴，并高度重视其史学地位和价值，视之为“为国史取裁”“为史部要删”①“补国史之未详”②等，梁启超还把年谱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进行论述③。胡适、钱穆、夏承焘等近现代学者，也把年谱视为史学研究的基础。近年来，程光炜、林建法等学者倡导撰写当代作家年谱，也是想以此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④。 年谱能否成为国史取裁之资，取决于谱主是否深度卷入了历史变革。谱主的选择决定着年谱的史学价值，章学诚认为“以谱证人，则必阅乎一代风教，而后可以为谱”⑤，因此历代参考价值较高的年谱，其谱主多为名公巨卿、著名学者。而作家年谱也须与文学史乃至历史变革结合才有意义。并非每位作家都有必要作年谱，在选择谱主时首先要考虑作家“重要”与否，是否承载着丰富的文学史信息。有些年谱选择的作家，更多受文学潮流的影响，却很少能影响文学潮流，其人、其事、其文都与“史”无关，对理解文学史无所裨益，为他们撰写的年谱，参考价值就可想而知了。可惜的是，目前当代文学研究界存在着盲目编撰年谱、“为年谱而年谱”的倾向，这是当前流行的“为史料而史料”思想的产物，是作家的需要与作者发表论文的愿望相契合的产物。年谱本来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有的作者却把它当作发表论文的“捷径”。笔者在编撰“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丛书”的过程中，也有些作家主动物色作者并要求加入这套丛书，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还是委婉谢绝了。 中国学界有盖棺论定的传统和“当代不宜写史”⑥的观念，可否为健在的作家撰写年谱，一直存在争议。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除自订年谱外，年谱多是为已故之人而作。十年前当我们编纂“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丛书”时，有些惴惴不安，我们选择的谱主多为活跃在创作第一线的“50后”作家，最担心作家本人会持反对态度。不过我们后来发现，目前学界对年谱的观念已发生明显变化，甚至出现许多“60后”作家的年谱。其实，修史年代与史书所写的历史相隔太远或太近，都各有利弊：时空相隔太远，可以摆脱当代意识形态和人事关系的影响，便于考辨求真，但相关史料也会大量散佚，不认真搜集材料，很难跨越时空距离，哪怕苦心搜求也无法返回历史现场。而时空距离太近，则容易受制于当代时势、观念和现实人事关系的干扰，但却有着搜集、保存和利用史料的便利，此即“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⑦。 有些当代作家年谱视野狭小，紧盯作家个人而不及其余，也是因为对年谱的性质与功能理解不够，不明白年谱应遵循的史家法度：年谱虽为“一人之史”，但绝非仅是“一人之史”。古代谱牒编撰高度重视年谱、家谱、方志与国史之间的关联性，讲究“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国，比国斯有天下”，因此，年谱虽为“一人之史”，但“家史、国史与一代之史，亦将取以证焉”⑧。作家年谱要以作家个人为中心，但不应囿于作家本人，而是要善于在作家个人史与文学发展史之间建立关联：把谱主放在由政治、经济、文化语境、文艺传媒结构(文学报刊、文学出版、影视、戏剧、文学教育等)、编辑、作家、批评家以及读者所构成的复杂关系网中进行研究，展示不同时期的文学风貌，既使读者了解谱主，又能给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史料线索。这就要求撰谱者不仅要深入研究谱主，也要深入研究与谱主有关的作家，研究谱主成长的社会环境和文学风貌等，从而形成全局性的文学史眼光，以便能在文学史的发展变化中衡量作家、作品的地位。 笔者在编撰《韩少功年谱》时，就致力于搭建谱主周边不断变化的文学场，让读者通过韩少功看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的发展，把尽可能多的文学发展信息恰切地纳入年谱。在追踪韩少功思想观念沿革时，特别关注师友生徒相互影响的关系，呈现前辈作家如何提携谱主，同辈作家如何砥砺韩少功，韩少功又如何帮助晚辈作家。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影响较大的师友生徒，在叙述二人初识时，则专列言简意赅的小传。而韩少功对师友生徒的评价，也择要抄出放在合适的位置，从而有效建立起作家“一人之史”与文学史整体之间的关联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