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年谱,在我国古代就已成为一门重要的学问。因年谱比一般传记搜罗资料丰富,编纂形式也比较灵活,又以年为序便于检用,体裁一直沿用不衰。一些文人学者的年谱,大多是经过撰者研究探讨,钩稽成谱,使人们对谱主的生平和贡献能有所了解,被誉为“最得知人论世之义”“于辨章学术最为有益”。到了现代,新作的年谱十分流行,也被认为是学术基本功,如胡适编写的《章实斋年谱》在当时就颇为轰动。而对于当代作家的研究,年谱还是个较为新鲜的尝试,之前多是以资料汇编中作品年表的方式存在。有限的几篇当代作家年谱“其谱主多为跨代作家,而编撰者多为现代文学研究者。其他许多当代重要的作家,有的也推出了‘作家小传’‘作品系年’和‘作品目录’,但无论在学术质量还是在学术规范上,都无法和现代作家年谱相比”①。这也说明当代作家年谱是有待挖掘的学术空间,而《东吴学术》的作家年谱系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先行者的作用。 一、拓荒的工作 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学转向被吴秀明称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再发动。程光炜、黄发有等学者都做出很好的倡导和实践。自2012年以来,《东吴学术》开辟新篇,将当代作家的年谱作为系统工程来做。沿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范式,为新时期以来的经典作家撰谱,并以文学专谱的形式勾勒文学地图。至今撰写了关于范小青、韩少功、余华、施蛰存、苏童、阿来、铁凝、史铁生、阎连科、劳马、莫言、翟永明、杨键、张承志、汪曾祺、林白、贾平凹、小海、刘震云、毕飞宇、田中禾、李佩甫、何建明、潘向黎、陈忠实、张炜、张志民、叶兆言、路遥29位作家文学年谱,以及诸多一线学者的学术年谱。仅就作家年谱来说,除了莫言、汪曾祺分上中下三篇,贾平凹分上、上续外,张炜分上下篇外,其他作家多保持在单篇3万字体例。 涵盖的当代29位作家中,多数是50后、60后作家。可以说,不论是在中国当代作家经典序列还是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序列中都是较为典型的代表。而且从创作历程来看,多位作家的创作时间已经持续40余年,有足够的创作实绩。多人获得国内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国际重要奖项,如诺贝尔文学奖、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卡夫卡文学奖,等等。但即便这样,他们的生平、来历、创作历程仍是含糊不明的。通过这一系列年谱,我们才会认识到作家的创作史前史,以及家世、经历与文学创作互动共生的关系。
由于相近的年龄和经历,在以往的研究中,这些作家多是以文学思潮或代表作品的方式留存于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序列中,个人的独特性更多属于被遮蔽的对象。如新时期初始就成名的青年作家铁凝、贾平凹,知青作家中的王安忆、史铁生,寻根文学中的贾平凹、韩少功、莫言,地域作家中的范小青、阿来,又如60后作家代表余华、苏童、毕飞宇等等,他们时而交替存在于不同的文学序列中,而个人与文学思潮的互动共生关系也面目不清。如贾平凹就多次提及自己与寻根思潮的错位关系,他个人是因为1982年创作一系列伤感灰暗的小说,如《二月杏》引发较大的读者争议,以及《沙地》《好了歌》《夏屋婆悼文》等作品受到陕西“笔耕文学组”的批评,之后,决心转换文学视野,到自己的故乡去采风,并发表出个人的美学宣言《卧虎说》,继而创作出商州系列。而且这些作品②的发表顺序也是在寻根口号之前的,但这没有妨碍到文学史将其归之于寻根作家之列。 郜元宝在《贾平凹文学年谱·上》中就细密地梳理出作家的创作转向。对这一时期贾平凹的风格突变,在详细摘录了“笔耕文学组”关于贾平凹近作讨论会的会议纪要之后,也试着发现贾平凹的个人心绪,“一批又一批作品的发表,我等待着它们的爆炸,等待着社会的赞美,但是,回答我的,却是评论家的批评。批评得多么严厉啊!随之,社会上对我的谣言四起,说我写得多,是掏钱雇用了三四个人专门提供情节、细节呀,说我犯了大错误了,被开除了,甚至说我已被下放,赶出城去了”,“我请人画了一张达摩图,决心从头开始,深入生活,研究生活,潜心读书,寂寞写作”③。由于外部压力以及内部个人自省,才有了贾平凹及其商州系列作品的问世。 同样关于史铁生,我们更多了解的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对知青生活的追忆,《我与地坛》关于疾病、母爱的倾诉。读了《史铁生文学年谱》,才知道作品与作家个体人生、社会背景的关系。因“患有先天性脊柱裂,为此,他的母亲曾经多方奔走求告,希望可以让儿子免于下乡,但是没能成功。插队后,陕北的寒冷侵入了史铁生的脊髓,尤其是在他改去喂牛之后,每天必须半夜起床给牛棚添料,睡的也是没有热炕的寒窑,更加重了他的病情”。1974年,二十四岁的史铁生在北京离开医院后,在多次尝试自杀后,他“来到了地坛。地坛的寂静与安详使他平静下来,让他重新深入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史铁生不再寻求死亡,转而寻求生的意义”④。1991年,史铁生发表长篇散文《我与地坛》,迅速引起文坛轰动。这篇作品的发表标志着史铁生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从1974年到1991年,史铁生何以从当年的流连地坛到写出感人至深的名篇,年谱也为我们翔实记载了他的生命和文学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