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文学史的出现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密切相关，但是，在海外学界文学史书写从来都不是热门选项，尤其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更是如此。虽然海外也有一些具有“中国现代文学史”形态的研究著作，甚至也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但是与国内汗牛充栋的书写体量相比，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实在乏善可陈。饶有趣味的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生，又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小说史》)为起点和标志。而这本《小说史》之所以成为发轫经典，大抵在于它划定疆域、标识特征、明确标准，既有时间的起落，又有叙事的线索，具有鲜明的史观，不至于让初识者迷失于个别的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而无法建立起对“现代”的整体认知。与此同时，夏志清秉承西方人文主义立场，以世界文学的视野，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展开审美性的细读与评判，从而独树一帜，卓然而成“夏氏范式”(王德威语)。半个多世纪之后，回顾夏志清《小说史》所做出的种种品鉴和论断，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文学史不以溢美为能事，而更注重辨析“美”的形态与可能。学界对该书的思辨，往往围绕夏志清的标准或立场来展开，反而忽略了他所做出的不同评价如何形成有趣的对话，如何可以在同一个历史场域中并存。比如，既然《小说史》标榜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为什么那些“不优美的作品”也同时与之并存?这些所谓的“不优美”与“优美”构成怎样的关系?或者说理解“优美”必须以所谓的“不优美”为对照，现代文学史本来就是以拉锯的方式来加以理解和定位?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种事实? 夏志清《小说史》之后，海外具有中国现代文学史典型形态的著作难得一见。最近几年，邓腾克(Kirk Denton)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指南》(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6)、张英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指南》(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London：Wiley-Blackwell，2016)、罗鹏(Carlos Rojas)和白安卓(Andrea Bachner)主编的《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王德威主编的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以及顾明栋主编的《卢特利奇现代中国文学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2018)横空出世，分别展示出他们对文学史的全新理解。这几本文学史著作，无论是以“文学史”命名，还是以“指南”或“手册”命名，其实都没有传统中国文学史的典型形态。这样的非典型形态，表明主编者们尝试以更灵活、更多元也更轻松的方式来展开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也从另一个角度回应了后现代思潮下，“历史重写”的可能性，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崭新风貌。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文学史”无论其形态如何，都必须在严谨的形式和自由的立意之间拔河。在整体性消解之后，我们如何呈现具有一定逻辑关联的文学史叙事，而不只是给出一些吉光片羽，仍是文学史书写者的基本使命。本文尝试以张英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为例，对文学史书写的形态问题做出探索，希望既揭示该书的特色，也借此追踪文学史书写的新动向。 《指南》的篇幅五百七十余页，三十二位作者围绕“历史与地理”“文类与类型”“文化与媒体”“议题与论争”四个板块进行论述。粗略来看，“历史”不过是《指南》所要处理的话题之一，并不独立构成论述的结构或线索。张英进本人也坦言，不准备对中国现代文学涉及的诸种运动、流派、文类、作者、文本、风格及主题进行综合性的概观，使其呈现为通史式的或作家作品导读式的著述。显然，“文学史”所面对的不只是一段连贯的历史，也同时包含其他方面各种复杂而多元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指南》帮我们辨析了“文学史”的题中应有之义，即其对象或范畴的问题。张英进指出，“文学史”其实是一个所谓的“空间”或者巴赫金(M.M.Bahtin)意义上的“时空体”。此“空间”既包含地理上的跨境、跨国，也同时承载不同议题和观念之间的拉锯，充满运动性。人文地理学者曾经仔细辨析地方与空间的不同。对他们来说，两者既紧密相连，但也有明确区别。相比起“地方”(place)所代表的熟悉感，“空间”(space)不仅投射更大的领域意识，而且也表征一种陌生和不确定的感觉。我们可以用一系列充满矛盾的概念来描述它们，比如，它既是自由的，但同时也可以是充满威胁和限制的①。之所以视文学史为“空间”，一方面既可以指明“文学史”写作不是一种四平八稳的知识组装，而是一种探索知识讲述的新路径，不断给我们带来陌生感；另一方面，这种探索本身不是随性而为的，它受到各种认知经验的限制，比如它仍需回应时间的问题，总与既往的文学史观念发生牵连。 以第一部分“历史与地理”为例，张英进的编排有意突出一种不连贯的叙事视角。即使从时间的编排来看，由陈晓明执笔的第五章“激进现代性驱动下的社会主义文学，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就和陶东风所撰写的第六章“新时期文学的三十年：从精英化到去精英化”存在重叠。前者着力说明文学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试图帮助我们理解：即使在政治的变动中，文学书写受到影响，但这种影响也从侧面表明“中国现代性”的特色，并非一无是处。而后者显然凸显经济因素的介入如何使文学转变成对文化事业的追求，各种流行现象怎样驱使社会主义文学有了“后”的征兆，表现出一种因体制转变而来的去精英化效应。是否有可能糅合经济和政治，乃至更复杂的要素，对这段历史进行重排，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议题。既然张英进“放任”了这种重叠的出现，是否表明即使是一种更综合性的标准，也很难对历史做出连续、有效的切分。毕竟这种综合性的考量体系，在不同的区段内，构成的情况亦存在差异，随时变动。换句话说，标准本身也是变动不居的。
